“我是周恩来曾经的妻子，我想见一见他！”1953年，一妇女来到中南海求见周总理。相见后，周总理紧紧握住她的手，感慨道：“可算又见到你了，当年多亏有你啊！” 1994年，广州。一位叫范桂霞的老人走到了人生终点。她快九旬了，床头只放着一块破旧的瑞士表，上面还有道清晰的摔痕。这表在今天看，实在普通，甚至有些寒酸。可对范桂霞来说，它几乎就是另一个自己。 这得从1927年说起，那一年，南昌起义的枪声刚落，革命就栽了跟头。周恩来都因为连日操劳，染上了凶险的伤寒，高烧不退，命悬一线。组织当机立断，必须立刻把他秘密转移到香港治疗。 可一个重病号想在敌人眼皮底下消失，谈何容易。唯一的办法，就是伪装。周恩来得扮成一个有钱的丝绸商人，而一个体面的商人，身边总得有位“太太”打掩护。 革命搞得轰轰烈烈，有时候却得靠这种最传统的身份来保命，听起来多少有点讽刺。但当时，这确实是唯一的活路。这个“太太”不好找，她得懂医护，背景干净，更重要的是，脑子要灵光，能镇得住场面。 就在这时，一个叫范桂霞的年轻姑娘进入了组织的视野。她不是一般人。范桂霞的父亲是开药铺的，也是一名地下党医生。她从小耳濡目染，懂些药理。 后来，军警冲进家门，她亲眼看着父亲被打死，妹妹被抓走，自己从烟囱里侥幸逃生。这种血海深仇，让她比任何人都更懂得革命的残酷和地下工作的凶险。 所以，当组织找到她，派下这个假扮夫妻的任务时，这个连恋爱都没谈过的姑娘，想都没想就接了。紧张肯定是有的，但当同志们把一个完全昏迷的人背进屋里时，她的紧张立刻变成了焦急。她隐约知道，这人很重要。 等所有人都撤离，夜深人静，范桂霞在灯下定睛一看，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谁能想到，床上躺着的，竟是她一直敬仰的周恩来同志。照片上那个神采奕奕的人，此刻却瘦到脱相，脸颊深陷。 接下来的三天三夜，范桂霞几乎没合过眼。她寸步不离，喂水喂药，时刻观察着病情变化，任何一点最细微的响动都逃不过她的耳朵。这还不算完，她白天还得扮演好“阔太太”的角色。 警察上门查户口，她就操着一口流利的广东话从容应对；在街上发现有特务盯梢，她也不慌，要么装作和丈夫吵架，要么故意把东西摔在地上，用各种市井的方式制造混乱，掩护同志转移视线。 周恩来在她的精心照料下，三天后终于醒了过来，虽然身体还很虚弱，但总算脱离了危险。在那间小小的卧室里，一个多月的朝夕相处，两人聊得最多的还是革命，周恩来的话不多，但每一句都像钉子，敲进了范桂霞的心里，尤其是那句“坚持斗争”，成了她后半生的主心骨。 离别前，周恩来把自己贴身戴了多年的瑞士手表取下来，郑重地交到范桂霞手里。这块表不名贵，但它见证了周恩来从欧洲到中国的革命历程，是他身上为数不多的个人物品。这既是感谢，也是纪念。范桂霞接过来，从此再没离身。 1928年，两人一别，再见已是二十多年后。范桂霞带着这块表和父亲留下的药箱，继续在刀尖上行走。直到1949年，她从收音机里再次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时，才知道他已经成了新中国的总理。 那份压在心底多年的惦念，再也藏不住了。1953年，范桂霞借口去北京看儿子，辗转写了一封信，署名是当年的“妻子”。信送到中南海，正在处理文件的周恩来一听名字，立刻放下所有工作，快步迎了出来。 两人重逢，没有太多客套话。或许是范桂霞抬手时，周恩来看到了手腕上那块熟悉的、带着摔痕的旧表，一切尽在不言中。他们握手，合影，还一起吃了顿饭，临走时，周恩来专门托人送来一套《毛泽东选集》，扉页上亲笔题了八个字：“范桂霞同志，革命情谊，永志不忘。” 此后，范桂霞时常会收到来自北京的信。有时是问候，有时是聊聊家常。在她生病住院时，周恩来甚至亲笔写信安慰她，还说等她病好了，要来广州看她，看看广州的木棉花。这些信，比任何药都管用，支撑着她熬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病痛。 可惜，这个承诺最终没能实现。1976年，周总理病逝的消息传来，范桂霞守在收音机旁，哭得像个孩子，又过了十八年，范桂霞也静静地走了。床头那块老旧的瑞士表，仿佛也走到了时间的尽头。 信源：《云浮红色记忆｜范桂霞：曾陪周恩来在香港养病》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