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青山死后30年，三个儿子找到当年举报者李克才：请为我父亲平反 1982年9月的午后，“李叔，我们想给父亲讨个公道。”刘铁骑推开招待所那扇旧木门，带着弟弟刘铁甲、刘铁兵站在门口。房内的李克才抬头，目光复杂，却只轻轻点了点头。 彼时距刘青山伏法已经整整三十年。三兄弟在天津看完影片《中国第一大案》后，心里翻涌：银幕里的枪声像真刀真枪扎进耳膜，他们想弄明白父亲究竟是被时代裹挟，还是冤屈难申。于是一路打听，终于在石家庄找到当年的“告状人”——时任天津专区副专员的李克才。 李克才已年近花甲，额头沟壑写满风霜。他请兄弟仨落座，拿出几份泛黄文件：调查笔录、财务清单、公审判决书，一样不缺。“材料摆在这，你们可以慢慢看，有疑问就问。”他的嗓音很低，却透着不容置疑。 时间往回拨。1949年3月23日，西柏坡的小院里红旗招展。毛泽东叼着香烟对周恩来说“进京赶考”时，并没有人想到考卷会在几年后落到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位年轻干部手上。那天晚上许多干部彻夜难眠，反复咀嚼“考个好成绩”五个字。 刘青山出身冀中，少时参加高蠡暴动，先后任大城县委书记、任河县委书记。在敌后抗战最艰苦的日子，枪林弹雨都没让他后退半步。张子善在北平学生运动中屡次被捕，也算是吃过苦的硬骨头。新中国成立，他们分任天津地委书记和专员，可谓春风得意。 问题就从得意那天开始。刘青山把缴获的旧吉普私占，又动用公款，从香港进口两辆新的凯迪拉克。一辆“孝敬”上级，一辆自用。天津地委机关干部挤公交，他却坐着新车呼啸而过，还拍着座椅说：“我享点福，算什么！” 随后，机关生产管理处在他的授意下像吹气球般膨胀：九个工厂、一座招待所，资产高达两百七十亿元旧币。工资分红流向少数人，职工拿不到一分。张子善则利用批条子、批燃料的权力，把大批布票、粮票倒手换钱。有意思的是，两人还暗暗较劲，看谁“手笔”更大。 最先觉出不对的是李克才。作为副专员，他屡次开会提醒“干部要过节约关”，却屡屡碰壁。一次，他当面劝刘青山收回新车，刘青山笑着拍他肩膀：“老弟，眼界放宽点，全国都要发展嘛。”李克才回到办公室，关门深吸几口冷气，心里打定主意：再拖下去，必出大祸。 1951年夏，他把第一封实名检举信寄往华北局；一个月后，又补充了十余页材料。中央很快派调查组进津。证据越查越多，账本、人证俱在。毛泽东看完报告，只问一句：“要他俩，还是要新中国？”答案无需多言。 1952年2月10日，保定大教场公审。十万群众围成黑压压一片，法庭宣判死刑立即执行。枪声落定，耳边只有北风。天津日报第二天头版刊出三个黑字：正法也。街巷很多老人竖起大拇指，说共产党真能管自家人。 枪声之外，还有哭声。刘青山的妻子范勇揽着六岁的铁骑，半夜在被窝里哽咽。河北省委随后作出妥善安置：大儿子、二儿子由国家供养，小儿子随母亲生活，每月发放15元。福利不算高，却让一家人没挨饿。不得不说，那份照顾折射出当时党内严与慈并行的风格。 光阴一晃三十年。刘铁骑考进北京石油学院，课堂上第一次听老师点名提到“刘青山案件”，同学们侧目，他把头埋进书本。铁甲成了机修班长，遇到领导谈及反腐整风，总会默默走开。最小的铁兵高中毕业想当兵，却因父亲往事被刷下，只得去煤矿下井，一锹一镐把青春埋进煤尘里。 直到那部电影出现。银幕里的刘青山面目狰狞，与他们记忆中和蔼、给糖吃的父亲判若两人。三兄弟辗转多夜，决定求一次答案。于是才有了石家庄那场沉默又漫长的对话。 文件看完，李克才把茶杯推向他们：“如果仅凭亲情，谁都愿意说你父亲是好人；可在国家账本上，他的确亏欠百姓。”刘铁兵低声问：“李叔，真没有一线可能？”李克才摇头：“我当年签字，现在仍然愿意再签一次。” 多年后，刘青山的胞弟刘恒山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到此案，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毛主席的决定是对的。”会场没人再追问。 案件尘埃似乎永远落定。天津杨柳青石家大院里，如今挂着“倡廉教育基地”的匾额，七个展室一字排开。参观的人群里，不乏两鬓斑白的老兵，也有年轻的大学生。有人感叹，这里不只是展览，更像一枚警钟，时不时敲醒走得太快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