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2月，“飞虎英雄”彭嘉衡驾机在长江上追击一艘日本军舰，那军舰在长江上从东往西走，他就俯冲下去，对着他打，他突然想就这样撞上去算了，和敌人同归于尽。
那年12月长江江面上，阴云压得极低，一架画着鲨鱼头的野马战斗机贴着浪尖俯冲而下，机翼卷起的水雾几乎模糊了驾驶舱玻璃。
彭嘉衡攥紧操纵杆，死死盯着那艘挂着太阳旗的日军军舰，它正逆流而上，炮口对准两岸的中国村庄。
此刻他的油箱警报已经响起，机尾拖着黑烟，弹舱里只剩最后一枚炸弹，俯冲到不足百米高度时，日军防空炮火突然织成火网，曳光弹在机翼两侧炸开刺目的红光。
那一瞬间，彭嘉衡的拇指悬在投弹按钮上，眼前闪过芷江机场战友马宗骏的约定：“谁活着，就照顾对方家人。”
可军舰甲板上日军正在装填弹药，江岸芦苇丛里隐约有逃难的百姓身影，他突然猛推操纵杆，战机几乎垂直扎向敌舰，脑海里闪过一个从未有过的念头：“撞上去！”
机舱里的金属震颤声、发动机的声响和心跳声混成一片，军舰的轮廓在瞄准镜里急速放大，连炮管上的铆钉都清晰可见。
距离敌舰不足五十米时，彭嘉衡突然惊醒，机舱里弥漫着焦糊味，仪表盘碎裂的玻璃扎进他膝盖，鲜血浸透飞行裤。
他想起在凤凰城航校时美国教官的吼叫：“蠢货，飞机比你的命值钱！”更想起重庆护士学校里，付汝梅攥着他送的飞鹰徽章说“我等你”时发红的眼眶。
在机头即将触到日军桅杆的刹那，他全身重量压住操纵杆，野马战机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几乎是贴着日军烟囱拉起。
身后传来爆炸的轰鸣，气浪掀得飞机像片落叶，那枚最后的炸弹歪打正着击中了舰尾弹药库。
返航途中，彭嘉衡才发现驾驶舱地面积了层弹壳，冷风从机尾二十多个弹孔里灌进来，像无数把冰刀往骨头缝里钻。
降落时起落架失灵，战机在芷江机场的泥地里犁出深沟，地勤老周爬进扭曲的机尾数弹孔，手电筒光柱扫到燃油管时突然发抖：“彭哥，再偏三寸……”
后来战友们总开玩笑，说那天的彭嘉衡是“长江里捞出来的铁罐头”，可没人知道他差三秒就成了江底的废铁。
生死三秒的抉择背后，是飞虎队员共同的宿命，每次升空前，彭嘉衡都会把南非买的手表塞在枕下，那是留给付汝梅的“遗物”，表盖背面刻着“To Mei, if I die”。
1944年的中国天空早已被日军撕开缺口，中美航空联队的飞行员平均寿命只有8周，在汉口、南京、衡阳的空中，他们用P-51对抗零式战机，用血肉填补工业代差。
多年后躺在病床上，彭嘉衡对儿子回忆那个长江上的瞬间：“当时真想撞，可转念一想，撞了明天谁打日本人？还白搭架飞机。”他们不是神风敢死队，每一次牺牲都必须换回更大的胜利。
1945年3月，彭嘉衡和战友们用15架P-51横扫南京明故宫机场，20分钟摧毁15架敌机全员返航。
同年8月14日，日本投降前一天，他因作战英勇获颁美国“优异飞行十字勋章”，可这枚勋章直到1993年才由儿子从美国带回，冷战铁幕曾让这段历史尘封近半个世纪。
当年修筑芷江机场的民工，能用箩筐抬着碎石在轰炸间隙填平弹坑，保卫飞机的哨兵被炸得只剩半截身子，手指仍扣在步枪扳机上。
正是这些普通人以命相托，才让彭嘉衡们在绝境中总能多拉一把操纵杆，多投一枚炸弹，多飞一个起落。
2010年8月22日，89岁的彭嘉衡在北京逝世，遗嘱里他坚持将骨灰分葬广东兴宁和印尼父母墓旁，17岁冒名参军的他，最终以最中国式的方式落叶归根。
在黄浦江畔的飞虎队主题展上，当年被他掩护过的B-29飞行员后代抚摸着他驾驶舱照片说：“我父亲总说，是那些中国翅膀护着他们穿越火网。”
如今长江早不见烽烟，但江风掠过船舷时，或许仍带着1944年冬天那架野马战机拉起的呼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