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潜伏美国长达37年的王牌特工金无怠被捕，在遭受严酷审讯后，他却突然说想吐，需要一个塑料袋，可美国人没想到，正是这个小小的塑料袋会让他们后悔莫及！ 金无怠的人生剧本，开头拿的是妥妥的“精英牌”。 他1922年出生在北京，家境相当不错，父亲是当年京张铁路局的高级职员。他自小就聪明，读的是燕京大学新闻系。那会儿的燕京，可是顶尖学府，培养出来的都是人中龙凤。 但时代的大浪一来，谁都身不由己。抗战、内战，那几年的中国，就像个沸腾的大锅，每个年轻人的脑子里都塞满了各种主义和理想。“报国”这两个字，在当时的分量，比天还重。 金无怠就是被这股浪潮卷进去的年轻人之一。早在燕京大学读书时，他就开始悄悄接触我党的地下组织。没人知道他具体的动机是什么，也许是青春的热血，也许是对国家前途的思考。总之，他做出了选择。 1944年，他的人生迎来了第一个转折点。凭借出色的语言能力，他进入了美国驻上海总领馆，当一名译员。这份工作，在当时可是个“金饭碗”，接触的都是达官显贵、西方侨民。他穿着得体的西装，言谈举止无可挑剔，在各种社交场合游刃有余。他最厉害的伪装，就是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最最普通的“精英”。 1951年，他被派往朝鲜，成了美军的战俘营翻译。这个身份太关键了。他名义上是审讯我方被俘人员，实际上，却在悄悄地做另一件事。他利用职务之便，一边为美军翻译，一边不动声色地辨别出哪些是假投降的志愿军干部，然后找机会把他们的名字和信息，通过秘密渠道送回国内。 这活儿有多悬，不用我多说吧？身边全是美国情报官，每天都在刀尖上跳舞。任何一个疏忽，一点点异常的举动，都可能万劫不复。据说，他甚至能拿到美军战俘的审讯情报，这些情报对我方了解敌军动态、制定谈判策略，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朝鲜战争结束后，金无怠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他没有返回新中国，而是选择跟着美国人，去了美国。 1952年，他进入了中情局的对外广播情报处。这地方，说白了就是CIA的“耳朵”，专门负责监听、翻译和分析来自世界各国的公开情报。金无怠在这里，如鱼得水。他工作勤奋，业务能力超强，为人低调谦和，跟同事关系处得特别好。他甚至把中情局颁发给他的奖状，和家人的照片摆在一起。 从1952年到1981年他退休，金无怠在CIA里一步步高升，最后做到了亚洲部的主管，负责分析来自东亚的情报文件。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人辛辛苦苦搜集来的关于中国的情报，很多都要先过一遍他的手。他能接触到大量的高度机密文件，包括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情报来源、乃至于尼克松访华前的秘密准备工作。 他就像一个安插在美国情报系统心脏里的“定时炸弹”，一潜伏，就是三十多年。这期间，他的家庭生活也和普通美国中产一模一样。他在弗吉尼亚买了房，娶了位台湾籍的妻子，生了孩子。在邻居和家人眼里，他就是个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有点木讷但很和善的Larry Chin（他的英文名）。 干这行的都知道，再天衣无缝的计划，也怕出“叛徒”。 金无怠的暴露，就是因为一个人的出卖。这个人叫俞强声，当时是我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位处长。1985年，他叛逃美国，为了换取政治庇护和荣华富贵，他交出了一份“投名状”——一个他所知道的、潜伏在CIA内部的我方间谍的名字。 这个名字，就是金无怠。 这对美国情报界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他们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内部竟然藏了这么一条“大鱼”，而且一藏就是37年。FBI立刻成立专案组，对他进行了严密的监控。但金无怠的反侦察能力太强了，好几个月，FBI愣是没找到任何实质性证据。 直到1985年11月22日，FBI决定收网。他们没有直接的证据，只能靠审讯来突破。 被捕后，金无怠一开始拒不承认。他表现得像个受了天大冤屈的无辜公民，逻辑清晰地反驳FBI的每一个指控。审讯一度陷入僵局。然而，当FBI抛出俞强声这个名字时，金无怠知道，一切都结束了。 他平静地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1986年2月21日，在等待判决期间，金无怠被关押在弗吉尼亚的一间单人牢房里。那天，他告诉看守，说自己晚饭吃得不舒服，胃里反酸，想吐。他要了一个塑料袋。 看守没多想，这在监狱里是常有的事，就递给了他一个。 美国人确实没想到，这个小小的塑料袋，会让他们后悔莫及。他们本以为抓住了本世纪最大的一条“谍鱼”，准备从他嘴里撬出更多惊天秘密，甚至打算拿他跟我们交换什么筹码。 可金无怠没给他们这个机会。 拿到塑料袋后，他把自己反锁在卫生间里。他将塑料袋套在头上，然后用一根鞋带，紧紧勒住了袋口。 这是一个极其痛苦的死亡方式，需要极大的决心和忍耐力。 第二天早上，当看守发现异常，冲进牢房时，金无怠已经没有了呼吸。 他用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守住了最后的秘密，也让美国人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他们抓到了人，却输掉了最重要的东西——情报。从这个角度说，美国人确实“后悔莫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