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南京监狱铁门咣当一响，数以万计的政治犯突然被放了出来，没人预料得到这一天会来，解放军正准备渡江，国民党眼看守不住了，却在最慌乱的时候放人，这到底是搞什么？
而这场突如其来的释放背后，有个人起了关键作用，杨兆龙，国民党高官、中央大学教授，一只脚在体制里，一只脚已经踩在了历史的分水岭上。 在4月11日拂晓，南京监狱的高墙内，范纪曼用藏匿的木板撬开厕所铁窗时，千里之外的西安中央监狱里，戴仲容正从草席上惊醒。
只见牢房铁门罕见地未上锁，走廊空无一人，远处却隐约传来解放军的军号声。这个清晨，两座监狱的异常并非偶然。
时任国民党司法行政部刑事司司长杨兆龙刚签发的特赦令，正像暗流般席卷全国监狱系统。一纸文书与遍地烽火交织，铸就了旧政权崩塌前最震撼的救赎。
当戴仲容抚摸着西安监狱渗水的墙壁，指尖传来的凉意与三年前被捕那天的记忆重叠。
1947年寒冬，因上级叛变暴露身份的他，在国民党机要处办公室被特务按倒在电台前。
此刻他蜷在霉烂草席上，听见狱卒议论着淮海战役的溃败，却不知千里之外的南京正酝酿着风暴。
而此时杨兆龙的书房彻夜亮着灯。
这位精通八国语言的法学权威，在姨妹沙轶因引荐下秘密会见了地下党特派员白沙。
桌案上的名单写满关押多年的名字，上海交大电机系高材生、罢工领袖、农会骨干放人，就是给新中国的存续火种”，白沙的话让他攥紧钢笔。
当司法部长张知本看着杨兆龙递来的特赦草案苦笑，你这是要革国民党的命啊！
两人在行政院会议上与朱家骅等顽固派拍桌对峙时，西安监狱的戴仲容正用木炭在墙上绘制无线电电路图，给年轻狱友讲解解放区广播的接收原理。
而在南京中央模范监狱的死刑犯朱成学已换上血衣待毙，但是突然牢门被砸响，枪决暂缓！
杨兆龙以“尚有情报价值”为由强行暂扣行刑令。
就在同一时刻，上海提篮桥监狱长把特赦文件摔在桌上，没有蒋总统手谕，休想放走共匪！
于是杨兆龙连夜派密使联络地方法院旧部，三百多名政治犯最终在熄灯后被悄悄押出后门。
在这场与溃败赛跑的营救中，技术成为戴仲容的铠甲。
在国民党西北军任电讯科长时，他改良的电台加密技术曾助胡宗南部队通讯效率提升三倍。
而此刻狱中暗藏的矿石收音机接收到新华社广播，太原解放南京告急的消息通过敲击水管密码传遍监区。
当戴仲容听到隔壁回应“滴滴答答”的摩尔斯电码，他知道希望正在蔓延，就像杨兆龙在广西跪求李宗仁签批特赦时，窗外已传来渡江战役的炮声。
要知道三大战役刚结束，淮海战场尸横遍野，国民党基本输了大半江山，他们想求和， 但问题是国民党哪里有什么信任可言。
老蒋也被逼退了，李宗仁有被迫上位了。
此时李宗仁急了，想来点能让共产党信得过的动作，于是就想到一个法子放人，放关了好几年的政治犯，特别是那些共产党和进步人士，这事以前蒋介石是坚决不干的。
于是就有了杨兆龙的那些行动。
在1949年5月1日的西安街头，戴仲容踏出洞开的监狱大门，晨光灼得他眯起眼睛。
路旁卖豆浆的老汉颤声问，里头真没人了？他点头接过粗瓷碗，热流滚过喉咙的瞬间，瞥见城门处青天白日旗颓然坠落。
就在三日前杨兆龙签发的最后一批特赦令抵达西安时，城防司令早率部南逃，全国上万名政治犯的牢门，竟在政权真空的缝隙中悄然开启。
然而纳那些被救者走向不同命运，朱成学后来成为南京教育局长，总爱摸后颈的枪决烙印。
戴仲容参与组建新中国邮电部，用当年狱中绘制的电路图改造战时通讯网，而杨兆龙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时，收到过一包匿名寄来的雨花石，石头上刻着“字。
当南京监狱的范纪曼越狱时磨破的手掌渗入粪土，当渣滓洞烈士们暗藏的铁钉在洪水中重见天日，戴仲容们走出牢门的足迹已在历史长卷烙下深痕。
那扇偶然开启的牢门背后，是溃败者的仓皇、理想者的孤勇、求生者的坚韧共同撬动的奇迹。
杨兆龙书桌上未烧尽的特赦令存根，戴仲容狱中绘制的电路图，甚至范纪曼越狱用的沾血木板。
这些残片拼出的不仅是万人新生，更是一个腐朽政权崩解时，人性微光刺穿铁幕的永恒瞬间。
牢门开启的瞬间，一个时代在溃逃的烟尘中落幕，而戴仲容们踏入的晨光里，新时代的电流已开始嗡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