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情和钱，张爱玲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她可以阔绰地将30万（50年代，每年1万生活费绰绰有余）的稿费无偿送给成了前夫胡兰成、可以将死后的遗产全部留给帮助过她的朋友宋琪。但对姑姑和母亲，张爱玲一直是明算账的人，对弟弟张子静，除了避而不见便是拒绝。
许子东曾形容：“鲁迅是一座山，而张爱玲是一条河。”黄子平也评价她为“五四”主流文学史无法安放的作家。山的高峻巍峨与河的澎湃暗涌，各自展现了不同的深度与力量，而张爱玲的“无处安放”正是她独特的气质所在。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概括她的人生与创作，张爱玲或许最能被称为一个真正的“现代人”。她的“现代性”既体现在文学主张上，也体现在人生态度中，从小说可观其文笔，从散文可窥其个性。 张爱玲对服饰的独特热爱是她个性化现代性的表露之一。在别人尚且懵懂的年纪，她便展现出对自我形象的清晰主张。“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这份“狂妄”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她不幸福的童年经历，催化了她早熟的性情。 依靠卓越的才华，张爱玲在极短的时间内创作了《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等经典作品，迅速红遍上海文坛。与此同时，她对服饰的独特品味也成为谈论的话题。她偏好旗袍这种传统服饰，却常在款式上大胆创新，例如在旗袍外套短袄，或穿一件矮领子的灰旗袍，上面点缀着大红色和蓝白大花，袖子短到肩膀，长度仅及膝盖。
1995年的秋天，洛杉矶一座普通公寓里，一位华裔女作家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世。直到一周后，才被邻居发现。这位作家就是张爱玲，她的离去就如同她晚年的生活一样清冷。然而，她的遗嘱却在文学界和亲友间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她将价值32万美金的遗产和所有版权版税，全部留给了生前的朋友宋琪。 这份遗嘱的内容，与张爱玲生前对待金钱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她就曾经将一笔数额高达三十万的稿费，毫不犹豫地送给了已经成为前夫的胡兰成。要知道，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年度生活费一万就已经足够优渥，而这笔钱相当于普通人三十年的生活费用。这般阔绰的手笔，在当时的文坛也是少见的。 然而，张爱玲对待金钱的态度却并非一贯如此慷慨。在美国生活期间，她始终保持着极其谨慎的理财习惯。她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文学创作和版税，虽然在海外华文文学界享有盛名，但实际生活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般富足。她常常需要精打细算，过着相对节俭的生活。这种情况下，她依然选择将毕生积蓄留给朋友，而非血脉相连的亲人，这一决定背后或许暗含着更深层的考量。 更令人深思的是，张爱玲对待金钱的态度会因人而异。当她的弟弟张子静向她求助时，她以自己＂勉强够用＂为由予以婉拒。但与此同时，她却能够慷慨地将巨额财产赠予朋友。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折射出她对待人际关系的复杂态度。金钱在她手中，仿佛成了衡量亲疏远近的一把尺度。
张爱玲对金钱的喜爱是众所周知的，她曾直言不讳地说：“我喜欢钱。我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幼年时的她，在抓周时并没有选择笔杆子或胭脂，而是紧紧抱住了一块象征金钱的小金镑。中学时，她靠画漫画赚到了5元稿费，这在当时对她来说是一笔巨款。尽管母亲劝她将这笔钱留作纪念，但她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心仪已久的丹琪唇膏。与其说张爱玲爱钱，不如说她更珍视金钱带来的安全感和自由，因为她曾深刻体会过缺钱的窘迫。 张爱玲笔下的故事，多以红尘男女的情感纠葛为主题，这与她自身对情感的执着密不可分。23岁时，她遇见了才华横溢的胡兰成。初次见面，胡兰成一句“你的个子这么高，这怎么可以？”轻易撩动了她的心弦。从未经历过爱情的张爱玲，将浪漫的遐想与现实交织，陷入一段注定破碎的感情。她为他写下“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倾注了全部的爱。然而，这段感情却因胡兰成的风流本性而迅速走向破裂。 1944年，两人订下婚约，“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但抗战胜利后，胡兰成逃亡途中音讯寥寥，张爱玲不仅持续为他寄钱，还千里迢迢赶到温州探望，却发现他已有新欢。被羞辱的她在凄风苦雨中离去，不久后彻底斩断关系。她寄出筹集的稿费30万元，附信表示“恩怨两清”，并断然写道：“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了的。” 晚年的张爱玲选择独居，不喜与人来往。朋友与仰慕者多次登门拜访，都被她婉拒。尽管生活低调，她始终偏爱城市的烟火气。在1943年的散文《公寓生活记趣》中，她描述自己喜欢公寓的理由：它既能让人感受市声，又能隔绝打扰。她写道：“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