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毛岸青因为心脏病发作于北京301医院逝世。去世前，毛岸青给儿子毛新宇留下了遗言：“我走了之后要和母亲在一起，不要把我葬在韶山。” 毛岸青出生在1923年冬天，长沙的雪很大，天地一片寂静。 毛泽东那个时候几乎没有在家待过几天，孩子刚出生没多久，他又踏上了北上的路。 家里只能靠杨开慧一个人撑着，她自己也清楚，这样的日子不长久。 果不其然，1927年，局势陡转，蒋介石清党，长沙城一夜之间陷入血雨腥风。 杨开慧知道事态不妙，就先把孩子托付给亲戚，自己单身前往长沙从事地下活动。 最让人心酸的一幕发生在1930年。那年秋天，她偷偷回板仓老家探望孩子，还没踏进门几步，就被特务盯上了。 她没想到这一趟，是母子之间的诀别。 被捕那天，孩子们都还在午睡，毛岸青还裹着小被子躺在床上，杨开慧站在床边多看了一眼，没敢叫醒他们。 她知道自己这一去，命恐怕就留不下了。 果然，一个多月后，她在长沙浏阳门外的刑场英勇就义。 她没写悔过书，也没说一句关于组织的秘密。留下的，只有三兄弟年幼的身影，被偷偷送到了上海的一户党员家里。 那是一段说不清是“活着”还是“熬着”的日子。 毛岸青那时候只有七八岁，整天躲在角落不说话，饭菜凑合吃，衣服破了也没人缝。 他最依赖的是哥哥毛岸英，但即便是岸英，也只能勉强顾住弟弟的冷暖。 一次毛岸青在街上看到有人写“剿匪胜利”几个大字，气不过，拿粉笔在电线杆上写了“打倒帝国主义”。 写完还不解气，又加了一句“为母报仇”。 没等落笔，巡警就冲过来，棍子直接朝头上砸去，他当场昏迷，头破血流，留下了终生的病根。 从那以后，他开始时不时头疼，说胡话，有时候甚至认不得人。 医生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问题，只知道脑子受了伤，很可能伴随一辈子。 这样的毛岸青，在别的家庭大概是“拖油瓶”，但毛岸英没有离开他。 兄弟俩一路颠簸，被送到苏联莫尼诺国际儿童院。 那里有许多像他们这样的“红色孤儿”，远离战火，却不等于远离孤独。孩子们语言不通、习惯不同，每天吃的饭都是冷面包和红菜汤。 毛岸青话更少了，常常一个人坐在走廊尽头，不说一句话，眼神空空的。 苏联老师有点担心，特意找来心理医生看他。 医生说，这孩子是典型的“情感剥夺综合症”，年纪轻轻，却像是被生生抽去了魂。 岸英那时候13岁，一边自己读书，一边照顾弟弟，把学校里学来的俄语一句一句教给岸青。晚上他给岸青洗脚、讲睡前故事，有时候背着他走三公里去看牙医。 他跟人说：“我是他哥，也是他妈。” 战争爆发后，兄弟俩也被动员去参加后方劳作。 岸青身体不好，主要负责给伤员端水递饭；岸英去了战地通讯部，有时还要帮忙翻译电报。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们慢慢长大了。 岸青的病虽然没有痊愈，但精神上稳定了一些，开始重新接触阅读和写作。 那几年，是他生命中为数不多的平稳期。 等他们回国后，时间已经是1947年。 组织安排岸青在大连疗养，随后调到总参翻译室工作。 说是工作，其实更像是安排。 他的病情时好时坏，不适合参与实务。他每天的生活就是看书、翻译资料、写写读后感，午饭之后定点吃药，晚上必须八点前休息。 有人说他享清福，其实他一生没出过远门，也没真正过过“正常人”的日子。 1950年冬天，朝鲜战事最紧张的阶段，毛岸英牺牲在前线。 那天北京下了场大雪，邵华拿着电报去西山找毛岸青，怎么都不敢告诉他。 他看到岸青在看一本苏联小说，嘴里还在念“我们总有光明”。邵华没说话，把电报塞进他书里。过了两天，他才反应过来，突然在夜里大喊哥哥的名字。 那之后，他的病再度加重，住进了301医院，几乎每天靠药物维持神志。 这些年他常被当作“特殊对象”照顾着。 别人见他，尊称一句“毛主席的儿子”；他只是点头，不多说话。 他不参加政治会议，也不接受采访。 偶尔有人来拍纪录片，他坐在沙发上不吭声，等镜头一转，转身回房关门。 他结婚也是在众人撮合下成的。妻子邵华是个刚烈的女子，喜欢历史，写文章时常去图书馆碰到岸青。两人话不多，倒也默契。 婚后邵华主动放弃工作，专心照顾丈夫，她说：“这个人啊，说不出话，也藏不住伤。” 晚年毛岸青身体越来越差。 人一老，念旧就更狠。 他常常坐在窗边看着杨开慧的照片发呆，说她是“唯一记得住的温暖”。 他说不清小时候吃的饭、读的书，但记得母亲唱过一首民谣，“月亮弯弯照板仓”。 他曾跟邵华说，死后不要葬在韶山，韶山是父亲的故乡，但不是他长大的地方。 他只想跟母亲一起，躺在她身边，哪怕她已经走了七十多年。 2007年3月，毛岸青在301医院安静地走了，第二年，毛新宇把他的骨灰迁葬到长沙杨开慧陵园。 两座墓紧挨着，中间只隔了一排香樟树。 碑上刻的字不是“革命烈士”，也不是“英勇将士”，只有六个字：母子共眠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