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鲁迅病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请上海外国肺病专家为鲁迅诊断。专家说如果是欧洲人，5前就已经死亡了，现在已经没有希望了，但他仍然称赞鲁迅是最能够抵抗疾病的中国人。
提起鲁迅，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课本中那些掷地有声的文字、他弃医从文的决心，抑或是他坚毅不屈的革命者形象。关于鲁迅的爱国精神、文学造诣以及革命思想，人们已经谈论得很多。然而，这位文学巨匠就像一座不竭的精神富矿，总能为后人带来新的思考与启迪。他如同文化与思想的灯塔，被后人高高树立，成为无法忽视的时代标杆。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鲁迅，称其“骨头是最硬的”，并指出鲁迅代表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身上最为可贵的反抗精神。这种精神贯穿了鲁迅的一生。他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不仅是一句诗，更是他毕生的写照。在面对强权与黑暗时，鲁迅选择直面锋芒，从未妥协。这种坚定，使他在生前成为众矢之的，却也令他在死后被视为不朽的民族英雄。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他的离世，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深切哀悼。葬礼上，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国母宋庆龄等文化与政治界的领袖亲自为其扶灵，场面庄重而肃穆。然而，就在这庄严的告别仪式上，鲁迅的家人却对他的死亡提出了质疑。 他们认为，鲁迅的去世并非单纯的疾病所致，而是可能受到某种人为因素的影响。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鲁迅的家人有这样的猜测？
1936年，鲁迅的病情加重，肺部的毛病越来越严重。为了给鲁迅治病，他的朋友、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专门请来了上海一位外国肺科专家为他诊断。这位专家在给鲁迅检查过后，得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 他说，像鲁迅这样的病情，换做是一个欧洲人，恐怕在五年前就已经不治身亡了。现在鲁迅的肺部损伤如此之重，基本上已经没有康复的希望了。不过专家也表示，鲁迅之所以能够坚持到现在，完全是靠他顽强的意志力，他称鲁迅是自己见过的最能抗病的中国人。 进入6月，鲁迅的身体每况愈下，连一些生活起居都成了问题。他没有力气继续写日记，也无法像从前那样，对收到的每一封来信和稿件都一一回复了。但他始终惦记着寄信人和寄稿人，生怕耽搁了别人的事情。于是，鲁迅想了一个办法:他刻了一枚印章，上面写着＂生病＂二字，盖在回执上寄了回去。这样，寄件人看到印章，就明白鲁迅是因为身体欠佳，才没能及时回信的。 然而，再顽强的生命力，也敌不过病魔的侵蚀。10月18日凌晨，鲁迅开始出现呼吸困难，接连做了几个噩梦，再也无法安然入睡。他蜷曲着身子，双手抱着双腿，只能靠在床头勉强休息。到了中午，鲁迅的病势越发凶险，医生不得不每隔两小时给他打一针强心剂，但收效甚微。19日凌晨，鲁迅用微弱的声音向妻子许广平要了一杯茶水，喝过之后，就陷入了昏迷。 从青年时代起，鲁迅便扮演着“依靠者”的角色，为母亲尽孝、为妻子尽责、为孩子付出。然而到了暮年，他逐渐感受到，这样的生活并不像他年轻时想象的那样游刃有余，反而让他倍感力不从心。1930年代初，鲁迅还信心满满地谈论自己“揽妻携子”的新生活：“我本来想过独身生活，因为如果有了孩子，就会对人生有所牵挂。可是现在我的思想成熟了，觉得应该像这样生活。”但随着时间推移，家庭生活的重担却让他愈发疲惫。 鲁迅肩上的担子不仅是情感上的，更是经济上的。家庭的开销让他几次叹息，后悔年轻时没有积蓄足够的钱。他不仅要赡养母亲，还要教育儿子海婴，对孩子的培养尤其用心。然而，在有限的生活空间里，鲁迅的“孝心”和“慈父”角色都占据了大半，最终被挤压的，只能是自己的意愿。 尽管鲁迅的内心充满厌憎，但他始终试图压制这种情绪，努力寻找人生的光亮。然而，步入晚年后，精力的衰退让他再难维持内心的平衡。1936年9月，鲁迅写下《死》一文，毫不掩饰地表达他对“怨敌”的决绝：“我的怨敌可谓多矣……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鲁迅先生生前曾为自己拟定过简单的身后安排，其中写道：“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人们只知道鲁迅患有肺部疾病，却不清楚具体病因。48年后，上海鲁迅纪念馆组织专家重启这段历史，召开“鲁迅先生胸部X线读片和临床讨论会”。通过对鲁迅生前留下的两张胸片和病历资料分析，专家认为他患有支气管炎、肺气肿，以及严重的渗出性胸膜炎。最终结论是：鲁迅死于左侧自发性气胸，而非肺结核。 更加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疾病在20世纪30年代并非绝症。如果当时及时查明病因，并采取正确治疗方案，鲁迅完全可能康复。然而，鲁迅的主治医生须藤五百三，对病情判断失误，错失了最佳治疗时机。须藤在最后时刻仍认为鲁迅仅是支气管哮喘，甚至宣称“再过一天便无大碍”。然而，次日凌晨，鲁迅却离开了人世。 或许命运早有安排。鲁迅曾说：“中医都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讽刺的是，最终令他抱憾离世的却是一位西医。假如他当时能另请高明的专家，结局或许会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