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王近山随手消灭180名日军，但在清点战利品时，战士却疑惑道：“枪呢？”闻讯，王近山观察日军尸体，突然发现惊人秘密。 1943年的深秋，华北战场的空气里弥漫着硝烟与不安。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正策划一场规模空前的“铁滚式扫荡”，试图将太岳抗日根据地彻底碾碎。为了展示这一“新战法”的威力，他特意从各部队抽调了180多名中高级军官，组成了一支“战地观摩团”，准备亲临太岳前线“学习”。这些军官中，包括一名少将旅团长、6名大佐联队长，以及大批参谋和军校学员，个个佩戴精致的军刀，踌躇满志地乘坐13辆卡车，沿着临屯公路向太岳腹地进发。然而，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条路的尽头不是战场，而是八路军的埋伏圈。 与此同时，八路军第129师386旅16团团长王近山正率部执行一项紧急任务：护送机关干部和家属前往延安，保卫党中央。年仅28岁的王近山，外号“王疯子”，不是因为他鲁莽，而是因为他胆大心细，战场上总能出其不意。他15岁参加红军，16岁就敢抱着敌人滚下悬崖，硬是用石头砸死对手，留下“疯子”的名号。这次任务，上级三令五申：速战速决，避开战斗，直奔延安。可王近山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让他从不放过任何战机。 10月22日，16团行军至山西洪洞县韩略村附近，部队隐蔽在村西南的山沟里。村里的老乡热情地烧水做饭，民兵主动站岗放哨，还带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临屯公路上每天都有日军车队经过，最近几天，车上全是穿呢子军装的“大官”。王近山一听，眼睛亮了。他亲自带人化装成农民，摸到公路边察看地形。临屯公路穿过韩略村的一段，恰好被两侧七八米高的陡壁夹住，形如一个天然的“口袋”。村东高地上虽有日军碉堡，但只有40余名守军，巡逻松懈。这样的地形，简直是为伏击量身定制。 “打还是不打？”团政委常祥考皱着眉，提醒王近山军令在身。副团长袁学凯也劝道：“咱们带着家属，拖家带口的，打起来怕是不利。”可王近山盯着地图，语气坚定：“鬼子送上门，不打白不打！这帮家伙八成是来观摩扫荡的，放他们过去，太岳的乡亲们得遭殃！”他当即拍板，命令部队暂缓行军，准备伏击。 10月23日晚，王近山连夜部署。6连埋伏在公路弯道，负责炸毁尾车，断敌退路；9连守住路口，拦截先头部队；4连和5连潜伏在两侧陡壁，准备居高临下火力压制。战士们用高粱秆和玉米秸伪装阵地，严控灯光和声响，连咳嗽都不敢出声。凌晨3点，部队全部就位，空气中弥漫着大战前的肃杀。 清晨8点，远处传来引擎轰鸣，尘土飞扬中，13辆日军卡车缓缓驶入伏击圈。车头插着华北方面军的旗子，车上的军官们有说有笑，毫无防备。王近山举起手，猛地一挥，信号弹划破晨雾。6连的手榴弹率先炸响，尾车瞬间起火，堵死退路；9连的机枪同时开火，领头卡车被打得翻倒路边。4连和5连的战士们从陡壁上跃下，手榴弹如雨点般砸向车队，公路上一片火海。 出乎意料的是，日军军官们跳下车后，竟大多拔出军刀，挥舞着试图抵抗，而不是拿起枪械反击。有的军官慌乱中高喊“板载”，却被机枪扫倒；有的试图组织反冲锋，却被八路军的白刃战迅速分割。一个日军大佐举刀刚冲出几步，就被战士杨怀年的刺刀捅穿胸膛。战斗异常激烈，但持续时间极短，不到3小时，180多名日军除3人趁乱逃脱外，全部被歼。 打扫战场时，战士们却傻了眼。地上躺着180多具尸体，可步枪只找到80余支，机枪6挺，掷弹筒3个，军刀却堆了一大堆，刀鞘上多刻着“服部”“山本”之类的名字，精美得像工艺品。战士南国兴挠着头嘀咕：“这帮鬼子咋回事？上战场带刀不带枪？”王近山蹲下检查一具军官尸体，抽出佩刀，刀鞘上烫金的“服部”二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猛地起身，低声骂道：“好家伙，咱这是捅了马蜂窝！” 翻查缴获的文件后，真相大白。这不是普通的日军部队，而是冈村宁次精心组织的“战地观摩团”，成员包括1名少将旅团长、6名大佐联队长，以及大批中下级军官和军校学员。他们此行是为了观摩“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学习如何更高效地“剿共”。这些军官多为指挥骨干，携带的军刀是身份和荣誉的象征，压根没准备实战。谁料想，刚到韩略村，就被王近山一锅端了。 这场伏击的意义远超预期。这些军官的阵亡直接打乱了日军华北战场的指挥体系，多个联队因失去核心指挥官而陷入混乱。冈村宁次的“铁滚式扫荡”计划被迫中止，原本准备推广的战术因缺乏执行者而胎死腹中。日军文件后来哀叹，这是“华北治安战最黑暗的一天”。 韩略村的枪声早已散去，但这场伏击战却成为抗日战争史上的一抹亮色。王近山用一场“误打误撞”的胜利，证明了游击战的精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战后，延安《解放日报》于1944年1月3日刊发报道，称赞韩略村伏击战为“敌占区伏击战的光荣范例”。这场战斗的影响甚至波及日军高层，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罕见地提到，这次损失让他对华北战局的信心大受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