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一17岁少年连同20多名抗日志士被日军当众杀害。士兵用刺刀剖开少年胸部，剜出心脏。见状，一商户紧握双拳，泪流满面，誓要手刃日寇复仇！ 这个商户名叫马占魁，东北人，在朝阳经营着一家杂货铺，以此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马占魁不是生来就守着杂货铺的。他老家在锦州，父亲是个铁匠，1931年九一八枪响那天，日军的炮弹炸塌了他家的铁匠铺，父亲为了抢出那套传了三代的铁砧，被埋在了瓦砾里。那时候他才28岁，背着母亲和刚满周岁的儿子，一路逃到朝阳，用仅剩的几块银元盘下了这间铺面。 杂货铺不大，三尺柜台后堆着针头线脑、洋火洋油，还有附近农户要的农具零件。他手脚勤快，见人总是咧着嘴笑，街坊都说“老马这人实诚”。每天天不亮就去进货，回来时总能捎带帮独居的张奶奶挑桶水，给放学的孩子们留几块糖。谁也没见过他发火，直到那天日军把刑场设在了杂货铺对面的戏台子上。 那天他正给孩子喂奶，听见街面上传来铁链拖地的声响。扒着门缝一看，20多个衣衫褴褛的人被捆着，最显眼的就是那个17岁的少年，虽然脸上带伤，腰杆却挺得笔直。日军的军官叽里呱啦说了些什么，马占魁听不懂，只看见刺刀亮得晃眼。 少年被按在戏台中央时，还在喊“中国人不怕死”。然后就是那把刺刀，寒光一闪，再拔出来时，带着红得发黑的血。马占魁怀里的孩子吓得大哭，他却像被钉在了原地，眼睛盯着戏台，手里的奶瓶“哐当”掉在地上，奶水溅湿了裤脚也没察觉。 人群散了，日军骂骂咧咧地收队，戏台子上的血顺着木板缝往下滴，滴在青石板上，像一朵朵烂掉的花。马占魁站在铺门口，直到天黑透了，街灯亮起来，才缓缓走过去，蹲下身，用手指蘸了蘸地上的血，抹在自己的袖口上。 那晚他没关门。把母亲和孩子安顿睡下，他从床底下翻出父亲留下的那把锈迹斑斑的柴刀，在油灯下磨了整整一夜。刀刃越来越亮，映着他红血丝密布的眼睛。天快亮时，他把铺子里的钱和粮票都塞进母亲枕头下，留了张字条：“妈，儿子去做该做的事，您带好娃。” 他没去找日军硬碰硬。朝阳城里日军岗哨多，他一个人赤手空拳，无异于送死。他想起逃到朝阳路上遇到的那些穿灰布军装的人，他们说自己是抗日义勇军，在城外打游击。马占魁锁了杂货铺，揣着磨好的柴刀，朝着城北的凤凰山走去。 山路上遇到猎户老陈，见他背着刀，脸色不对，问他去哪。马占魁只说“找队伍”。老陈愣了愣，从怀里掏出个窝头塞给他：“往西走，过了三道梁，有棵大松树，树下有人等你。”后来他才知道，老陈的儿子也死在了日军的枪下。 在山里的日子苦。没粮的时候啃树皮，天冷了挤在山洞里互相取暖。他不善打枪，就跟着老兵学埋地雷，学怎么在黑夜里摸进日军的据点摸哨。第一次摸到日军营房外，他手心全是汗，摸到一个哨兵背后时，想起了戏台子上的少年，柴刀挥下去时，手稳得像当年父亲打铁。 1933年开春，日军扫荡凤凰山，义勇军被迫转移。马占魁在掩护大部队撤退时被流弹打中了腿，他让战友先走，自己靠在石头后，握紧柴刀等着日军。那天日军没找到他——猎户老陈带着几个村民，把他拖进了山涧的隐蔽处，用草药糊住伤口，躲过了搜山。 伤好后他没再回义勇军。不是怕死，是惦记着杂货铺里的母亲和孩子。他改了个名字，在附近的村子里帮人种地，夜里悄悄回朝阳城外看看，听说日军因为总被偷袭，已经把岗哨加了一倍。 有人说他后来在1938年参加了八路军，跟着队伍打了很多仗。也有人说他一直守在朝阳附近，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那天，才敢回到杂货铺，对着空铺子哭了整整一天。 没人知道那个17岁少年的名字，也没人知道马占魁最后到底有没有手刃更多日寇。但朝阳的老人们总说，那几年日军在城外总吃败仗，不是因为正规军多厉害，是因为太多像马占魁这样的人，把家仇国恨揣在怀里，藏在暗处，只要有机会，就会扑上去咬一口。 一个普通商户，本来只想守着杂货铺过安稳日子。可当屠刀架在同胞脖子上时，他攥紧的拳头里，攥着的何止是复仇的念头？那是一个民族被踩进泥里后，从骨头缝里迸出来的血性。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