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想让刘伯承担任总参谋长，但是，刘伯承婉拒了，说：“总参谋长我已经当过四次了，总没有当好嘛，我还是去办学校，搞教育，当教书先生吧！”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新中国初立，百废待兴，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是重中之重，所以当时，毛主席有意战功赫赫的刘伯承出任总参谋长，为新生的共和国军队掌舵。 可谁知，这位统率过千军万马的元帅，面对如此重任，竟笑着摆了摆手，婉言拒绝了，刘伯承给出的理由听着像句玩笑话：“总参谋长我已经当过四次了，总没有当好嘛，我还是去办学校，当个教书先生吧！” 一位身经百战的开国元勋，放着军界最高职位不当，偏要去办学，这究竟是功成身退的客套，还是深思熟虑后的一步大棋，要解开这个疙瘩，还得从他那几次“没当好”的总参谋长说起。 刘伯承一生与总参谋长的职务结了四次缘，每一次都充满波折，第一次是1927年南昌起义，他担任起义军参谋长，起义最终因敌我悬殊而撤退，第二次是1930年，他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指挥出色，崭露头角。 可到了第五次反“围剿”，他因当面顶撞瞎指挥的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战败后被撤了职，第三次是在长征路上，红军在黎平危急关头，中央再次起用刘伯承为总参谋长，他连轴转制定行军路线，帮红军转危为安。 然而，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搞分裂，刘伯承坚定支持中央，又被张国焘一怒之下免了职，第四次是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他再任总参谋长，正着手整顿部队，抗战就爆发了，他又主动请缨，转任129师师长奔赴前线。 这四次经历，两次因坚持正确意见被免职，一次临危受命，一次主动转岗，所谓的“没当好”，恰恰是他坚持原则、顾全大局的写照，并且刘伯承心里清楚，个人荣辱事小，革命大局为重。 不过，更现实的困境是，刘伯承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了，年近六旬，右眼早已失明，左眼严重近视，听力也下降，长年的战火几乎掏空了他的身体。 但总参谋长这个位置需要日理万机，事必躬亲，刘伯承深知自己已是有心无力，唯恐因精力不济而耽误国家大事。 而在刘伯承心中，还有一份更深的忧虑，新中国成立了，但军队的现代化水平却远远不够。 甚至许多高级将领虽然作战勇猛，可对现代战争理论、多兵种协同，甚至是最基础的作战地图判读都相当陌生，普遍存在“本领恐慌”。 而刘伯承早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时就意识到，未来的战争，决不能只靠“小米加步枪”和一腔热血，新中国军队最缺的，是能驾驭现代战争的专业人才。 并且刘伯承给中央写信，话说得恳切：“让我去办学校吧，我们最缺的是会打仗的将军，而不是坐办公室的官员。”毛主席理解并赞同他的远见，当即拍板。 在1950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开学典礼上，刘伯承单膝跪地，双手接过军旗，郑重地亲吻旗角，他用这个动作宣告，这所学院的使命只有一个：为国家培养能打赢下一场战争的指挥员。 但办学比打仗难得多，学院初建时，专职教员仅十二人，连一本现成的教材都没有，学员们也个个来头不小，杨得志、宋时轮这些沙场名将，进了课堂反倒犯了难。 有人私下抱怨这不像军事学院，倒像个手工作坊，可就是这些“土办法”，硬是把复杂的战术理论讲得通俗易懂。 直到朝鲜战争的爆发，成了最好的实践课堂，刘伯承立刻调整教学，把前线指挥员分批召回“充电”，将战场上的真实案例第一时间搬进课堂，他甚至在校园里建起模拟战场，坦克轰鸣，炮声隆隆，一度让南京市民以为附近在打仗。 而且刘伯承治学极严，1951年，学院组织实兵演习，天降大雨，有人建议推迟，他当场发火：“下雨怕什么，下炮弹也要演习，训练就是打仗，打仗还能挑天气？” 那天，刘伯承拒绝了旁人递来的草帽，就站在大雨里亲自指挥，这种军人的执着，比任何说教都更有力量。 但他的眼光不止于此，1952年，刘伯承大胆提议，将军事学院的海军、空军系独立出去，各自扩建为海军学院和空军学院，让各军种都有自己的“黄埔军校”。 到1956年，炮兵、装甲兵等一系列专业学院相继成立，一个覆盖陆海空和各技术兵种的现代化军事教育体系，在他手中逐步成型。 在刘伯承主政军事学院七年，培养了1100多名中高级指挥员，其中走出了5名上将、23名中将、24名少将。 并且在1962年中印边境反击战，参战指挥员中竟有八成毕业于这所学院，他们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证明了刘伯承当年选择的价值。 回望历史，当其他元帅或进入中枢，或坐镇一方时，唯有刘伯承选择了一条看似寂寞的办学之路，他甘当人梯，为新中国的国防事业培养了最多的将帅之才。 【信源】中国青年网（南昌起义的首任参谋长 刘伯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