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武汉，退休的朱某闲来无事，喊老同学龚某聚会，龚某又拉上李某和郭某。四人饭店开怀畅饮，三瓶白酒下肚，朱某喝得满脸通红。散场时李某送朱某到小区门口后离开，结果朱某上楼踩空，后脑勺着地昏迷，送去救治后离世。6月19日，朱某家属将同饮三人告上法庭索赔48万，三人喊冤。6月30日，经法官调解，三人同意支付10万人道主义补偿金。 （信息来源：极目新闻） 酒桌散场后，那道没走完的楼梯 朱建国把手机往藤椅上一搁，竹扇“啪”地合上。“老龚，出来喝点？”电话那头的龚志强正对着电视打盹，被这声喊得一个激灵。 “喝啥喝，上次你喝多了把假牙掉火锅里，忘了？”龚志强笑骂着，却已经起身找鞋，“我喊上老李和老郭，还去那家‘老街坊’，他们家的卤猪耳下酒绝了。” 下午五点，饭店包间里的空调呼呼吹着。朱建国往杯里倒酒，手腕上的老年斑跟着晃：“退休这三年，除了带孙子就是遛鸟，今儿咱不聊带娃经，只说当年在厂里的事儿。” 郭建军啃着花生：“记得不？当年你追厂花，给人写情书，把‘爱慕’写成‘爱墓’，笑了人家半年！” “去你的！”朱建国把酒瓶子往他面前一墩，“先罚三杯！” 白酒是便宜的大曲，辛辣味儿窜得满屋子都是。三瓶酒见了底，朱建国的脸红得像庙里的关公，说话也开始打晃：“我……我孙子昨天刚会叫爷爷，来，为这干一个！” “别喝了老朱，你血压高。”李某夺过他的杯子，“我送你回去。” 晚上八点，小区门口的路灯刚亮。李某扶着朱建国站在单元楼门口，老头的身子软得像没骨头，嘴里还嘟囔着：“再喝……再喝一杯……” “到家了，上去吧。”李某替他理了理歪掉的衣领，“用不用给你家里人打个电话？” “不用不用，”朱建国挥挥手，脚步虚浮地往楼道里挪，“我家那口子跳广场舞还没回，我自己能行……” 李某看着他扶着墙进了楼道，才转身骑上电动车。夜风里飘着广场舞的音乐，他哼着调子往家走，压根没想起楼道里那盏坏了三天的声控灯。 夜里十点，朱建国的老伴王桂兰跳完舞回来，刚进楼道就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手机电筒照过去，她“嗷”地一声瘫坐在地——朱建国趴在楼梯转角，后脑勺的血浸红了半块地砖。 医院的抢救灯亮了整整一夜，最终医生摘下口罩：“颅内出血太多，尽力了。”王桂兰抓着医生的白大褂，指甲掐进布料里：“怎么会这样？他出去喝酒的时候还好好的啊！” 葬礼那天，龚志强三人来了，提着花圈站在门口，不敢往前凑。王桂兰的儿子红着眼走过来：“我爸喝成那样，你们就没人送他上楼？” “老李送他到楼下了……”龚志强的声音越来越小。 “到楼下算什么？”小伙子把花圈往旁边一扔，“楼道灯坏了你们知道吗？他高血压多年，你们非拉着他喝那么多！” 6月19日，法院传票送到三人手里时，郭建军正在公园打太极。看着“索赔48万”那行字，他手里的太极剑“哐当”掉在地上：“我们又没灌他酒，凭啥赔这么多？” 调解室里，王桂兰坐在原告席上，头发几天就白了大半。“我不是讹人，”她抹着眼泪，从布包里掏出药盒，“建国的降压药还在这儿，他们明知道他不能多喝，还让他喝了三瓶！” 被告席上，李某的手一直在抖：“我送他到楼下，他说自己能行……我真不知道楼道灯坏了。” 法官拿出卷宗里的证据：饭店监控显示三人多次向朱建国劝酒；小区物业证明楼道灯已坏多日；朱建国的体检报告显示血压高达160/100。“共同饮酒有安全保障义务，”法官敲了敲桌子，“你们没及时劝阻过量饮酒，没确认他安全到家，存在过错。” 调解了整整三个小时，王桂兰的儿子从“一分不能少”，到最后咬着牙说：“我妈夜里总梦见我爸摔在楼梯上的样子，你们哪怕有人多送他两步……” 6月30日，调解结果出来：三人自愿支付10万人道主义补偿金。签字的时候，龚志强的笔在纸上洇出个大墨点。“这钱我们认，”他抬头看了眼王桂兰，“就是心里堵得慌，老朱走了，我们哥仨这辈子都不会再聚在一起喝酒了。” 走出法院，太阳把影子拉得老长。郭建军突然说：“昨天我去老朱小区看了，楼道灯修好了，亮得很。” 没人接话。风里好像还飘着那天的白酒味儿，辛辣，又带着点说不出的苦涩。 后来街坊邻居聊天，都说这事儿闹的。有人说家属不近人情，有人说酒友不够意思。只有王桂兰知道，每个夜里，她都会想起丈夫出门前说的那句话：“就喝两杯，不多喝。” 而龚志强他们，再也没踏进过“老街坊”饭店。那盘没吃完的卤猪耳，成了四个老伙计之间，一道永远没下文的念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