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抓住了最后的机遇开疆拓土，如果当时没有把新疆、西藏和青海拿下，后来再想拿几乎不可能了。 清朝对西北的扩张，从康熙开始就铺路了。那时候，准噶尔汗国强悍，首领噶尔丹1688年进攻喀尔喀蒙古，逼得部落南下求援清廷。康熙二十七年，康熙决定干预。1690年，双方在乌兰布通打了一仗，清军虽然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最终击退了噶尔丹。1696年，康熙再次亲征。 这一次在昭莫多，康熙给了噶尔丹致命一击，几乎全歼其主力。噶尔丹众叛亲离，次年就死了。别以为准噶尔汗国就这么完了，这块硬骨头难啃得很。康熙打了，他儿子雍正接着打，虽然1729年和通泊之战清军吃了大败仗，损失惨重，但没放弃。终于等到乾隆那会儿，准噶尔内部自己打起来了，闹瘟疫，元气大伤。 乾隆瞅准这个空子，1755年发兵，利用准噶尔的内讧和虚弱，迅速攻占其核心地带伊犁。但事情没完，投降的准噶尔首领阿睦尔撒纳很快又反叛，清军不得不再次大规模进剿，直到1757年才最终将盘踞西域近百年的准噶尔汗国彻底抹掉。紧接着，1757-1759年，乾隆又调兵镇压了南疆大小和卓利用混乱发动的叛乱。这一系列军事行动下来，天山南北、帕米尔高原，才算真正被大清攥在手里，这就是后来的“新疆”。西藏那边呢，康熙时期1718-1720年就派兵入藏，驱逐了趁西藏内乱入侵的准噶尔军队，并初步确立了对西藏的保护权。 雍正1727年正式设立驻藏大臣，加强监管。到了乾隆末年1791-1793年，清军再次入藏，击败了入侵的廓尔喀（今尼泊尔），并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确立了包括“金瓶掣签”在内的一整套制度，牢牢掌控了西藏。青海那边，雍正元年（1723年），年羹尧、岳钟琪迅速平定了和硕特蒙古首领罗卜藏丹津的叛乱，随后设立办事大臣，将青海纳入直接管辖。看上去，清朝在西北西南这一大片疆域上，动作又准又狠，好像真抓住了历史最后的窗口期。 话说清朝这么拼，真是纯纯为了开疆拓土的战略远见？细琢磨，动机没那么高大上。康熙打噶尔丹，头号原因就是这家伙威胁太大！喀尔喀蒙古被揍得跑来求救，等于刀子快捅到自家门口了。噶尔丹野心勃勃，甚至扬言要夺取黄河作饮马槽，他要是真把蒙古各部统一了，剑指北京城是迟早的事。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康熙打他，首先是自卫，是消除家门口的致命威胁。后来雍乾两朝死磕准噶尔，同样道理。准噶尔强盛时，东边威胁蒙古，南边把手伸向西藏，甚至跟北边的沙俄眉来眼去搞联盟。对清朝来说，这哪是开疆拓土的机会，分明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把它彻底解决掉，觉都睡不安稳。拿下新疆、西藏、青海，首要驱动力就是“安全焦虑”——不把这些战略要冲控制住，核心统治区就永无宁日。所谓“抓住机遇”，更像是被巨大的地缘政治压力逼出来的绝地反击，不彻底解决掉这个心腹大患，朝廷根本没法安心。 再说说这“机遇”的代价，真不是一般的大。从康熙到乾隆，三代皇帝，前后快七十年，在西北这块地方砸进去多少钱粮？死了多少兵丁？简直是天文数字！康熙亲征那会儿，粮草辎重跨越几千里运到前线，损耗率吓死人，运十石粮能有一石到前线就算不错，沿途累死、逃散的民夫不计其数。雍正打和通泊（1729年），北路清军几万精锐几乎全军覆没，那是清朝在西北遭遇的最大惨败之一。 乾隆灭准噶尔，看着是捡了对方内乱和瘟疫的便宜，但两次大规模远征（1755年和1757-1758年）的消耗，再加上平定大小和卓（1757-1759年），国库也得勒紧裤腰带。更别提后来为了维持统治，镇压各地此起彼伏的起义，哪次不是金山银海往里填？这还不算长期驻军的开销、修建城堡驿站的费用。清朝拿下这片疆域，靠的是硬生生用国力、人命堆出来的胜利。机遇是抓住了，但这成本，高得让人咂舌。你说值不值？从后世看领土完整是值，可当时掏空家底、耗尽民力的滋味，恐怕只有皇帝和户部尚书最清楚。 最关键的，清朝虽然拿下了地，但管得怎么样？这才是大问题！它在这些边疆地区，搞的是典型的“因俗而治”。新疆设伊犁将军，看着挺威风，但主要管军事和满洲、蒙古驻军；南疆回部呢？基本交给当地的伯克（头人）自治，朝廷就派个参赞大臣象征性看着，基层控制力很弱。 西藏更是高度依赖达赖、班禅和噶厦政府，驻藏大臣虽然权力在后期有所加强，但受制于当地复杂的政教体系，很多时候影响力有限。青海蒙古各部，也是靠王公、活佛来间接管理。这种模式，好处是初期省钱省力，暂时稳住局面。坏处呢？埋下了无穷的隐患！朝廷对这些地方的渗透非常有限，经济文化联系松散，国家认同感薄弱。一旦中央权威衰落，地方离心力就蹭蹭往上冒…… 开疆拓土固然重要，但如何真正有效地治理、融合、发展这些疆域，建立起牢不可破的国家认同和紧密联系，才是长治久安的根本。清朝给我们留下的，既是一份厚重的遗产，也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