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城监狱有四个监区，其中的204监区属于高级监区，在这个监区的犯人们，待遇是很好的，重点就是体现在伙食方面。 黄维这个人，出生在1904年的江西贵溪，那地方是农村，家里穷得叮当响，他小时候就帮父母干农活，长大后通过熟人介绍，考进了黄埔军校第一期。军校毕业后，他一步步爬上国民党军官的位置，先是参加北伐战争，指挥部队打仗，推进战线。抗日战争打响，他带兵投入淞沪会战，那场仗打得惨烈，他负责指挥阵地防御，后来又参加了武汉保卫战，部队沿长江设防。1944年，他率部去缅甸反攻日军，组织士兵穿越丛林作战。黄维这些年里，职务越升越高，成了国民党军队里的中将。 到1948年，淮海战役爆发，黄维当上了第十二兵团司令，带着部队试图突围，结果兵团被解放军包围在双堆集，全军覆没，他自己也成了俘虏。那年12月15日，兵团司令部失守，黄维被抓获，送往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起初，他态度顽固，不肯承认错误，坚持原有立场。管理所里，他和其他战犯一起学习政策，但黄维表现得特别倔强，拒绝配合改造工作。 1960年，秦城监狱建成了，黄维作为首批战犯，从功德林转到这里，继续接受改造。秦城监狱分成四个监区，204监区是高级的，专门关押像黄维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那里每间监房面积有20多平方米，犯人待遇比普通监区高出一大截。重点体现在伙食上，标准参照部长级，由监狱从北京东华门的三十四号供应部采购食材，确保质量上乘。六十年代初期，首批战犯每天三餐固定供应，早饭有牛奶配面包或馒头，中饭和晚饭是两道荤菜、一道素菜加一碗汤，荤菜有时用鱼翅或海参做成，素菜多是新鲜蔬菜，汤汁也讲究营养均衡。 每周，监狱还给这些犯人额外发苹果和牛奶，作为补充。管理员负责把饭菜直接送到监房门口，不用犯人自己去取，这种服务在当时算得上贴心。相比之下，低级监区的犯人每月伙食费只有30元左右，主食定量16公斤，早饭多是玉米面窝头，中晚餐是米饭或杂粮，菜品简单，没什么荤腥。204监区的伙食费从七十年代起涨到每月60元，每天合两元，这在那个年代已经是高标准了，普通人家一天伙食费也就两三毛钱，部队士兵每月四毛五。这样的差距，主要因为204监区关押的都是级别高的犯人，政策上给予优待，以促进改造。 不过，这种待遇只限于六十年代初的首批战犯，后来的犯人就没那么好了。随着时间推移，监狱管理调整，伙食标准有所变化，不再像早期那样丰盛。黄维在秦城监狱期间，继续保持顽固态度，他不积极参与学习，而是把精力放在其他事情上。1963年，郭沫若到监狱视察，黄维主动要求见面，提出想研究永动机。监狱同意了，提供纸笔和工具，让他尝试计算和绘图。但永动机本身违背科学定律，黄维的努力没啥结果，中科院专家还写信解释，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 黄维的改造过程拖得很长，他不像其他战犯那么配合。1968年，他被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那里赞助了实验设备，他继续组装模型，调整零件，测试机器运转，但每次转几圈就停了，他记录数据后又修改。抚顺的管理所环境不同，犯人待遇也调整了，不再是秦城那样的高级标准。黄维坚持研究永动机，被视为不务正业，这让他成了最后一批特赦的对象。1975年3月19日，国家对最后一批293名战犯实行特赦，黄维终于出狱。那天，他和其他人一起离开监狱，乘车回北京。 出狱后，黄维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这是周恩来当年为特赦战犯创造的职务，让他参与历史资料的征集和研究。工资每月200元，比其他特赦战犯高出一倍，住房是两室一厅，生活条件稳定。他负责撰写回忆材料，翻阅旧档，补充国民党军队的战役细节，偶尔出席会议，递交稿件。政协让这些文史专员从国民党视角写淮海战役，黄维参与其中，但坚持书名要用“徐蚌会战”，显示出他的固执性格没变。 黄维继续永动机研究，在家开辟实验室，用薪水买设备，儿子黄理帮画图纸，女儿黄惠南抄写方案报告。他多次向中科院申请实验室，但被拒绝，因为专家认定永动机不可行。1980年，黄维重返抚顺管理所参观旧址，停在2号监室门前，要求住一晚，管理人员安排了床铺，他次日离开。1982年，访问台湾前夕，国民党方面劝说他留下，他拒绝了，坚持回大陆。 黄维的文史工作持续到晚年，他被选为第五届和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享受政协待遇。1989年3月20日，黄维在北京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85岁，遗体安葬在八宝山。出狱后的生活，让他从战犯转为公民，参与国家文史事业，但他的顽固个性始终没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