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北京。粟裕刚刚吃完午饭，突然听到随员报告：“有个江西来的老同志叫陈兴发，说要见您。”粟裕一愣，筷子掉在了地上，他猛地站起来：“你说谁？”随员重复一遍，粟裕愣住了，嘴唇哆嗦着：“他不是……死了吗？”四十二年前，他亲眼看着陈兴发中弹倒下，浑身是血，他为他痛哭，为他写悼词，他怎么会突然活着站在自己面前？ 1935年的春天，那会儿的中国可比现在难熬多了。红七军团在粟裕和方志敏的带领下，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一路从中央苏区打到浙南，身后是几十倍于己的国民党追兵，前路更是迷茫。 那是一段“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日子。陈兴发，当时就是粟裕手下的一个连长。江西瑞金人，客家汉子，性格跟他的名字一样，又“兴”又“发”，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他不是科班出身，但打仗是块好料。1929年参加红军，凭着一股子猛劲和机灵劲，从一个普通战士干到了连长。 在那个年代，能活下来当上连长的，手上没几把刷子是不可能的。 粟裕对他的印象特别深。陈兴发打起仗来像头小老虎，尤其擅长使机枪。最关键的是，他脑子活，懂得怎么在山地里跟敌人绕圈子。 那场让粟裕记了一辈子的战斗，就发生在浙江温州的文成县。当时部队被敌人三个团死死咬住，情况万分危急。粟裕亲自带着一个突击队，准备从侧翼撕开一个口子。陈兴发主动请缨，带着机枪连掩护主攻方向。 那天的雨下得特别大，山路泥泞，枪声、炮声和雨声混在一起。粟裕回头看了一眼掩护阵地，正好看到一颗子弹，不偏不倚，从陈兴发的左眼钻了进去。陈兴发当场就栽倒了，手里的机枪摔在一旁，血顺着额头淌下来，混着雨水和泥浆，染红了半张脸。 在那种情况下，没人会觉得他还有生还的可能。战斗结束后，部队趁着夜色突围，伤亡惨重。粟裕在昏暗的火光下，亲自给陈兴发写了悼词，把他列入了阵亡将士的名单。一个勇猛的、鲜活的生命，就此定格在了1935年的浙南山林里。 在战争年代，生离是常事，死别是常态。 粟裕为无数战友的牺牲而悲痛，但战斗还要继续。他把陈兴发这个名字，连同那张年轻而刚毅的脸，一起埋进了记忆的最深处。每年清明，他都会默默地悼念这位他亲眼看着“牺牲”的部下。 可谁能想到，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爱开玩笑。 陈兴发那天确实是中弹了，子弹也确实是从眼眶穿过去的。但奇迹就奇迹在，那颗子弹擦着他的颅骨飞了出去，没有伤到致命的大脑。他当场昏死过去，但并没有立刻断气。 后来，当地的一位名叫王老汉的山民，等国民党部队走了之后，摸黑上山，想看看能不能捡点什么。他发现了还有一丝微弱气息的陈兴发，就把他背回了家，藏在地窖里，用土方子和草药，硬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了回来。 命是保住了，但陈兴发的左眼彻底瞎了，留下了一个黑洞洞的眼眶。等他伤好醒来，部队早就转移得无影无踪了。在那个通讯基本靠吼的年代，与部队失联，就等于从组织里“消失”了。 他想回去找部队，可天下之大，红军在哪儿？他只能隐姓埋名，在江西的山区里当了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娶妻生子，把所有的过去都压在了心底。只有在夜深人静或者阴雨天伤口作痛时，他才会摸着自己空洞的左眼眶，想起那个叫粟裕的参谋长，想起机枪连的弟兄们。 这一晃，就是四十二年。 直到1976年，国家号召寻找失散的红军和老战友，他揣着当年王老汉从他身上找到的、仅剩的半块红星徽章，怀着忐忑的心情，踏上了去北京的路。 所以你看，1977年那个秋日的午后，当这个衣着朴素、左眼空洞、满脸风霜的老人，站在粟裕面前时，那份冲击力有多大。 那不是久别重逢，那是“死而复生”。 两人坐在沙发上，一开始谁也说不出话，就是互相看着，眼泪往下掉。四十二年的岁月，像一条大河，横在他们中间。 粟裕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的。陈兴发就用他那带着浓重江西口音的普通话，讲自己怎么被救，怎么成家，怎么种地。粟裕听得出来，那每一个平淡的字眼背后，藏着多少的艰辛和思念。 陈兴发说：“我也以为参谋长你……不在了。后来听广播里说你的名字，我才知道你还活着，还是个大官。”他嘿嘿地笑了，脸上的皱纹和伤疤挤在一起，“我还在山里的路口，给你烧过纸钱呢。” 一句话，让粟裕再也忍不住，转过头去，用手背使劲抹了抹眼睛。 那天，粟裕留陈兴发吃了晚饭，特意让炊事员杀了只鸡。陈兴发吃得很香，一边啃着鸡腿，一边比划着当年怎么扛着机枪跑山路。他说：“要是那时候能有这么一只鸡，弟兄们能多扛一天。” 临走时，粟裕送给他一件崭新的军装，还塞给他一个信封，让他回家盖个新房，也给救命恩人王老汉捎点心意。陈兴发穿上新军装，在镜子前照了又照，立正给粟裕敬了个标准的军礼，姿势还和四十二年前一模一样。 陈兴发的故事，后来被记录了下来。他并没有因为这次重逢而要求什么待遇，回到江西老家后，依旧过着平静的生活，直到1980年因旧伤复发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