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张作霖用马鞭狠抽张学良，夫人们忙跪倒欲求情，张作霖一瞪：“谁敢求情，我崩了他！”然而，张首芳抄着火铲就冲过去怒吼：“张作霖，你再敢打我弟，我砸烂你头！”张作霖见状，悻悻走了。 好家伙，这声“张作霖”喊出来，别说那些姨太太，连张作霖自己都懵了。在那个年代，别说女儿，就是他手下最横的将领，谁敢直呼其名？可张首芳就敢。她小脸涨得通红，眼睛里喷着火，死死地护在张学良身前。 对峙了几秒，让人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威风八面、杀伐决断的张大帅，竟然悻悻地把鞭子往地上一扔，嘟囔了句啥，黑着脸，背着手，走了。 全院子的人都看傻了。 为啥？张作霖怕一个丫头片子手里的火铲？当然不是。他怕的，是这个女儿身上，她亲娘赵春桂的影子。 张首芳这股子冲天的怨气和泼天的胆子，全是她那个早逝的母亲给的。赵春桂是张作霖的原配，陪着他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保安团团长，一路摸爬滚打。可以说，张作霖的江山，有赵春桂一半的功劳。可男人嘛，尤其是有本事的男人，总容易在功成名就后，忘了那个陪自己啃窝窝头的女人。 随着张作霖的官越做越大，帅府里的姨太太也越来越多。赵春桂是个烈性子，眼里揉不得沙子。她看不惯那些虚与委蛇，更受不了丈夫的冷落。一气之下，她带着张首芳姐弟三个回了新民老家，算是跟奉天的荣华富贵彻底决裂。 可这一走，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回到老家后，赵春桂积郁成疾，很快就病倒了。弥留之际，她心心念念的，还是那个让她又爱又恨的男人，盼着他能回来看自己最后一眼。 张首芳那时候还小，但她亲眼看着母亲的眼神，从期盼，到失望，最后变成一片死寂。张作霖不是没得到消息，他派了医生，派了卢夫人，甚至连张学良都偷跑回奉天去求他了，可他，就是没回来。他总觉得，这是老婆在跟他赌气，耍性子。 直到赵春桂咽下最后一口气，张作霖才匆匆赶回，办了一场风光大葬。在灵堂上，张首芳看着那个男人脸上一闪而过的哀伤，心里没有半点感动。母亲用命下的赌注，最终只换来了一场迟到的葬礼。这份怨，这份恨，就这么种在了张首芳心里。 从那天起，她就在心里发誓，这辈子，一定要护好母亲留下的这两个弟弟。所以，当她看到张作霖挥舞马鞭抽打张学良时，她看到的不是父亲教训儿子，而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丈夫，在伤害一个没了娘的可怜孩子。 她抄起的不是火铲，是积压了多年的委屈和愤怒。她吼出的那句“张作霖”，喊的是一个女儿对父亲的失望，和一个姐姐对弟弟最本能的保护。 张作霖退让了，因为在那一刻，他从女儿的眼睛里，看到了亡妻的质问，看到了自己的亏欠。这份愧疚，比任何武器都更有杀伤力。 张首芳的“硬”，贯穿了她的一生。后来，张作霖为了政治联姻，把她嫁给了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的儿子鲍英麟。这位鲍公子，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吃喝嫖赌，五毒俱全，还动不动就搞家暴。张首芳是什么人？她能跟自己爹叫板，还能怕一个二世祖？ 据说，鲍英麟在外头受了气回家撒野，张首芳二话不说，抄起桌上的古董花瓶就砸了过去，指着他的鼻子骂：“你再敢动我一下试试？我爹的脾气你不知道，我弟弟的脾气你更不知道！”从那以后，鲍英麟再也不敢对她动手。这段婚姻虽然不幸，但张首芳从未向谁低过头。 皇姑屯一声巨响，张作霖走了。张学良接掌东北，成了少帅。张首芳的日子，也跟着弟弟的命运起起落落。她最担心的，始终是这个从小护到大的弟弟。 1936年西安事变，张学良被囚禁。消息传来，张首芳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她一个妇道人家，无权无势，丈夫也靠不住，只能四处托人打探消息。每次听说有东北军元老能去探望张学良，她都拿出自己本就不多的积蓄，买些东北的土特产和滋补品，千叮咛万嘱咐地让人捎过去。 十几年音讯隔绝，直到1947年，她才收到张学良辗转寄来的一封亲笔信。信里说他一切都好，只是眼睛花了，看书费劲。张首芳捧着信，几十年的委屈和思念瞬间决堤，哭得泣不成声。 没过多久，第二封信来了，张学良在信里说，想要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的大字版《明史》。 这对当时的张首芳来说，是个天大的难题。她早就被丈夫赶出家门，生活拮据，靠变卖首饰度日。为了给弟弟买这套书，她跑遍了当时的北平，最后，她一咬牙，卖掉了母亲留给她唯一的遗物——那支金簪。 在那个战火纷飞、音讯不通的年代，为了给远在台湾孤岛的弟弟寄去一套书，一个落魄的姐姐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那套《明史》承载的，哪里是文字，分明是一个姐姐倾其所有的爱和牵挂。 可惜，造化弄人。这套书寄出去后，海峡两岸彻底隔绝。直到1954年张首芳在北京病逝，她也没能再见到自己的“小六子”一面。她走的时候，穷困潦倒，身边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所有认识她的人都知道，这个女人，一辈子都活得有骨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