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西康军区司令员刘忠，听说母亲尚在人世，就带妻子回家探亲，回家后，他见原配也在，顿时大吃一惊：“你怎么也在？” 刘忠出生于1906年的福建上杭才溪乡，那里是典型的山区农村，土地贫瘠，农民世代靠天吃饭。他的家庭属于当地贫农，父母以务农为生，日子过得紧巴巴。从小，他就目睹了乡亲们因饥荒和地主压榨而挣扎的现实。 12岁时，由于家境窘迫，他被迫辍学，转而当泥瓦匠学徒，每天在工地搬砖砌墙，忍受劳累和工头的苛责。这种经历让他对社会底层的不公有了初步认识，也为后来的人生选择埋下种子。 同时，家庭中还有一段特殊的渊源：邻家王氏夫妇生下女婴王四娣，却因养不起打算遗弃，刘家见状将其抱回抚养，并与长辈商定娃娃亲。 这在当时农村是常见习俗，既缓解了经济压力，也维系了邻里关系。1927年，刘忠与王四娣正式成婚，次年生下女儿，夫妇二人共同操持家务，过着简朴的生活。 然而，外部风云渐起，南昌起义的余波传到闽西，红军路过时分发地主财产给穷人的举动，激发了刘忠的觉醒。他先加入当地农会，组织群众活动，逐步投身革命洪流。 1929年，他正式参军，从此与家乡分离，踏上漫长的征程。这段背景反映出个人命运如何被时代大潮裹挟，从普通农民到军旅生涯的转变，源于对公平的追求和对贫困的反抗。 革命时期，刘忠的家庭面临严峻考验。1932年，他作为侦察科长路过家乡，却选择过门不入，仅在门外短暂停留，以避免连累亲人。这体现了军人纪律的严格，也预示了长久的隔绝。 1934年湘江战役后，国民党报纸宣称刘忠已被击毙，消息传回村里，母亲林连秀和王四娣悲痛欲绝。她们请道士招魂，设立牌位，每日祭拜，以寄托哀思。为躲避国民党追捕，林连秀带着媳妇和孙女逃入深山，靠挖野菜和乞讨维持生计。王四娣时年25岁，在婆婆劝说下，招赘邻村一名造纸工人，该男子改姓刘，以延续刘家香火。 1940年，她生下男孩，一家三口合力耕种薄田，勉强度日。这些安排体现了农村妇女在乱世中的韧性和对家族的责任感。同时，刘忠在军中逐步升迁，参与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50年已成为西康军区司令员。 那年，他从警卫员口中得知母亲可能饿死路边，当即中断会议，连夜赶回福建寻亲。遍寻上杭未果后，在街角遇到一名乞丐老妇，他递出馒头，对方抓住手腕自报姓名，原来是母亲林连秀。 她曾因拒绝国民党诱降儿子而遭长期监禁。刘忠将母亲接至成都安置，但老人坚持返乡，称王四娣守家20年，需要帮忙。这段经历突显了家庭纽带的坚固，以及战争对普通人的残酷影响。 1953年4月，刘忠携妻子伍兰英返回才溪乡，旨在正式探亲。这次归来，不仅见到母亲，还意外遇见原配王四娣。 刘忠见到她时大感震惊，因为多年音讯断绝，他以为家庭已彻底变故。王四娣这些年一直操持家务，照顾婆婆和子女，双手布满裂痕，体现了长期劳作的痕迹。刘忠握住她的手，表达感激，称军功章有她一半功劳。 伍兰英上前鞠躬，称呼王四娣为嫂子，认可她在刘家的付出。此时，王四娣的赘婿因畏惧解放军高官而躲进山里，刘忠派人寻回，安抚他继续当家人，并留下生活费，承诺每月汇款。 这安排保全了家庭体面，避免了进一步冲突。整个过程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后，军人对旧家庭的责任担当，以及女性在传统角色中的坚持。 王四娣未曾离开闽西，继续侍奉婆婆直至老人终老。刘忠的举动，不仅解决了经济难题，还维系了情感联系。这种家庭重组在当时并非孤例，它源于革命分离的特殊背景，体现了时代变迁下的人性光辉。 此后，刘忠定期汇款15元，支持家乡家庭，伍兰英也常寄衣物和药品。王四娣以此改善生活，却始终守着老宅，不离乡土。1991年，刘忠携外孙女重访才溪，看到昔日村庄变化巨大，私人住宅楼增多，当年泥瓦匠学徒已成为建筑老板。 他在烈士陵园指着纪念碑，嘱咐家人将自己一半骨灰葬此，以守护乡亲安康。王四娣已于十年前病逝，至死未离开闽西。刘忠于2002年逝世，遗物中保存母亲乞讨陶碗、王四娣缝制草鞋残片及伍兰英家书。这些物件象征了分离与团圆的交织，体现了个人选择如何融入国家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