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毛泽东专列上接见张玉美，临别前拿出三样东西：这礼物咋样 “张玉美同志，进去吧，主席等你。”——1953年2月14日午后一时许，郑州站南侧的股道里，专列汽笛刚停，罗瑞卿推开包厢门，用这句话消除了来访者最后一点犹豫。 走廊很窄，车厢却安静得出奇。煤炉微微噼啪，混着车外的寒风声。张玉美在太行山区练就的硬朗劲，也被这份静谧磨成了几分拘谨。她记得自己鞋底蹭过木地板时的一声轻响，那是她与最高领袖第一次面对面的前奏。 毛泽东正在批改文件，粗铅笔夹在指缝，钢笔放在一旁，墨迹未干。他抬头，看见来人，笑着把笔放下：“县里事情多吧？先坐，别急。”这一句湘音未改的招呼，比准备好的条分缕析更管用，张玉美心里那股紧绷，刷地松了半截。 随后是一连串问答，节奏不快，却极有重点。毛泽东先让张玉美说互助组，再谈合作社，最后追着问妇女出勤率和劳动报酬。他几乎不插话，只偶尔“嗯”一声，把烟灰弹进搪瓷缸。张玉美讲到“托儿互助组解放妇女1881人”时，他抬眉：“数字记得准，好。”语气很轻，却听得出认可。 午餐时间被推迟到下午两点。四菜一汤，没花活：白菜烧豆腐、青椒炒肉丁、酱牛肉和一小碟湖南剁椒。主食是白面馒头，算是对山区客人的照顾。毛泽东举杯，两指微颤，酒液打了个旋儿：“辛苦一年了，先润嗓。”张玉美怕失礼，仰脖一口闷。她没想到领袖不停往她碗里夹菜，直到自己连连摆手，才算结束这一幕略带尴尬的“关照”。 饭后短暂休息。张玉美本想借机摘录要点，不料毛泽东抽出她的夜校笔记本，随手翻了几页，笑道：“字不差，继续练。”又问：“课本够不够？不够就写信。”这份关切，让她一时忘了自己只是个县长。不得不说，领袖的亲和力，往往在这些细节里才显分量。 三点重新开谈。毛泽东改用陈寿《三国志》做例子，提到吕蒙“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强调干部要读书。“你们太行山出过抗战名将，也要出女秀才。”他把书轻轻一合，目光落在张玉美脸上，“人多田少，办法得靠脑筋。”一句“办法得靠脑筋”，让她回去后决定把识字班扩至全县十四个区，这在后来效果奇好。 天擦黑，车灯亮。罗瑞卿示意该结束，但毛泽东还想听听“妇女评工记分”的细节。张玉美只好继续。谈完，毛泽东站起身，活动肩膀，忽然说：“给你留点念想。”他转身到书柜边，摸出一只旧烟盒、一罐紧压茶和一支钢笔，摆到桌上，“三样东西，不值钱，可实用。拿回去，给同志们看看，也给你自己写材料。” 张玉美愣了一下，连声称好，却不抬手。她怕越矩。毛泽东笑了：“别客气，工作需要。”见她仍迟疑，他把钢笔塞过去，顺势握手，掌心温热而粗糙。张玉美这才低声应了句：“多谢主席。”礼物轻，却沉得很。两年后她在全国妇代会发言，用的就是那支笔。 晚上七点整，列车汽笛二声长鸣，准备南下。毛泽东让警卫员联系地方政府送张玉美去招待所休息。临别前，他又说一句：“有事来信。”声音不高，却像钉子一样钉进记忆。第二天，她坐早班车回邢台，手里一直紧握那只烟盒——那是给县委机关准备的“流动奖励”，谁完成妇女劳动互助任务，谁就可以把烟盒放在会议桌正中央，一周为期。这个小小激励机制成了全县流传多年的故事。 1954年7月，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全国第一次农村妇女工作会议。张玉美做第一个发言。与会者200余人，气氛热烈。她汇报完毕，走下台阶，迎面撞见毛泽东。他把掌心摊开，指尖还沾着烟草末：“钢笔写得顺手？”一句问候，现场哄然。那支笔刚好别在她胸前口袋，亮闪闪的。 此后几年，她又三次进京，参加八大及其二次会议。每回碰见毛泽东，对方都能叫出她名字，哪怕只是擦肩而过。试想一下，一个县委书记，在千里之外被国家领袖记住，无形之中，就给基层干部注入了多大的干劲。有人说这是领袖的记忆力惊人，我觉得更像一种政治态度——尊重最小单元的奋斗者。 1958年，国产第一辆“东风”轿车在怀仁堂前亮相。毛泽东兴冲冲地招呼：“张玉美，上车看看。”她顾及身边都是中央领导，轻摆手没去。事后她对同事调侃：“要真去了，怕我坐下就不敢动，还是算了。”语气轻松，却也透出那代人特有的分寸感。 1960年代初，太行山严重干旱，张玉美已调任专署。她写信到北京请求技术书籍。几周后，邮袋里出现十多本水利资料，夹着一张短笺，“望用得上。—泽东”。笔迹与当年笔记本扉页上的评语如出一辙，她对同事感叹：“钢笔有墨，事情就不会荒。” 回看专列一日的接见，内容不过农事、妇女、读书三件，却折射领袖把宏大命题压进有限时空的能力。礼物三样，价钱不高，却暗含“烟盒给群众、茶叶留清醒、钢笔写实践”之意。多年后，张玉美谈及此事，只说一句：“主席心细。”短短三字，信息量足以抵得上厚厚一本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