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曾说：“如果还有来世，我情愿不读书，不留学，不当教授，就待在母亲身旁娶个媳妇，生些孩子，种个田地，悔呀！世界上无论什么名望，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字也不识！”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季羡林临终前，口袋里一直装着一张照片，那是他六岁时的模样，站在一座破庙前，瘦瘦小小的身体，满脸脏兮兮，手里紧紧攥着半块啃剩的树皮，这张照片，被他贴身带了几十年，别人看是纪念童年，他却始终觉得，那其实是他人生断裂的起点。 六岁那年，季羡林离开了家，他的叔父在济南做生意，觉得乡下教育太落后，就决定把他接过去读书，那时候，济南对一个乡下孩子来说，是个新鲜世界，他背着小包袱，跟着叔父走了，那天，母亲站在门口，手扶着门框，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他的背影，一直到他完全看不见了，才慢慢转身回屋，那一眼，成了他这辈子记得最清楚的一幕。 到了济南，就开始读书，他聪明又刻苦，很快在学业上脱颖而出，后来，考上了清华大学，再后来去德国留学，成为世界知名的东方语言学者，可这些年里，他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从济南到老家，再到北平，每走一步，就离家的方向远了一些，那时候的他，只想着学问，只想着往前走，从没意识到，身后有人在原地等了太久。 1932年，季羡林正在清华读大二，一天，有人带来一封电报，说母亲去世了，他手里的书掉在地上，脑子一片空白，他连夜买票，从北平赶回济南，再转车回老家，一路上几乎不吃不喝，到家的时候，天快黑了，门口的槐树叶子掉光了，地上是厚厚一层落叶，他推开门，院子里静得出奇，只听到狗的低鸣声，屋里摆着一口简陋的棺材，上面盖着块旧蓝布，母亲就躺在里面，再也不会说一句话。 那只狗，是母亲生前养的，他小时候回家，狗总是围着他跑，摇尾巴蹭他的腿，那天，那只狗安静地趴在棺材边上，毛上全是土和草屑，瘦得皮包骨头，他轻轻摸了一下狗的头，狗只是呜咽了几声，没有动，他忽然觉得，这只狗也懂得思念，也懂得什么叫做等。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炕边，屋子里冷得像冰窖，他看着棺材，眼泪止不住地流，他想起母亲在煤油灯下缝衣服的样子，想起她早起做饭、夜里补衣的背影，他突然明白了，自己拼命追求的那些荣耀，其实换不来一次和母亲坐下来吃饭的机会。 留学德国的十年，是他学术上发展最快的时候，他在哥廷根大学埋头研究，精通多国语言，每天与书为伴，他去朋友家打印论文，朋友的女儿帮了他很多，那段日子，他心里也有过波澜，但他想到远在山东的妻子，那个和他几乎没怎么交流过感情的女人，想到她一个人带着孩子，照顾家中老人，他最终收起了那些念头，1945年，他带着博士学位回国，那一年，他的儿子已经长到十岁了。 回国之后，他在北大任教，继续研究佛学和语言，工作异常繁忙，家里的一切，还是妻子一个人操持，儿子对这个几乎不在家的父亲，很陌生，两人之间，始终没有真正的亲近过，后来，随着时间推移，隔阂越来越深，甚至到了晚年，父子之间还曾因丧葬和婚姻问题爆发激烈争执，那时候，他已经七八十岁了，却仍然无法在家里找到真正的安宁感。 他还有一个女儿，是国家重要的科研人员，做过很多重大项目，但天不遂人愿，女儿在五十多岁的时候，因癌症早早离世，他没能送走母亲，也没能多陪女儿几天，一个父亲，两次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种痛，不是任何头衔可以抚平的。 他晚年的生活，渐渐变得沉寂，每天凌晨四点起床，读书、写字、喝茶，日子过得像机器，但有一天，儿子带着一个婴儿来了，那是他的孙子，一个刚出生的小生命，他看着那个孩子，突然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那孩子什么都不懂，只会咿咿呀呀地笑，可那笑容像阳光一样，照进他长年结冰的心里。 从那以后，他的脸上多了笑容，他会坐在阳台上晒太阳，看着孙子在地上爬来爬去，他会从书房里揪出一张宣纸，给孙子折纸鹤，他不再那么在意别人怎么称呼他，也不再那么执着于再写几本书，他开始明白，自己真正缺失的，是这些简单的陪伴。 有人问他对一生有没有遗憾，他说，如果可以重来，他宁愿不当什么国学教授，只想陪在母亲身边，让她过几年安稳的日子，他说得平静，但眼神里藏着太多无法言说的伤痛，他这一生，翻译了那么多语言，解读了那么多经文，却始终没能解开自己内心的结。 信息来源：《心安即是归处》——季羡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