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国歌之父”田汉被永久开除党籍，最终在监狱中去世，许多人认为他是冤枉死的，七年后，田汉的妻子才得知真相，没过一年，她也随他而去。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田汉生于1898年，湖南长沙人，家里并不富裕，早年丧父，家中靠母亲织丝维持生计，生活的辛苦没有将他压垮，反而像一块磨刀石，将他骨子里的韧劲打磨得更加锋利，他从小喜欢字画、戏曲，少年时代就开始尝试写诗、编剧本，没有人教，他就自己看、自己学，凭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硬是在困顿中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十几岁的时候，他考入长沙师范学校，在那里遇见了启蒙老师徐特立，正是这段求学经历，让他意识到文艺不仅能抒情达意，更能成为表达社会不公、激发人民觉醒的工具，1916年，在舅舅的资助下，田汉远赴日本留学，原本家里希望他学成海军归国，但戏剧的魅力彻底吸引了他，他转学英语专业，开始接触西方的戏剧理论，莎士比亚、易卜生、契诃夫的作品给了他强烈的思想冲击。 在日本那几年，他不仅读书写剧，还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谈艺术，也谈国家命运，在那个新思想狂飙突进的年代，田汉逐渐形成了自己对文艺的理解：不为娱乐，不为取悦，而是要为普通人发声，回国后，他没有选择安稳的教书工作，而是投身文艺创作，成立“南国社”，办杂志、写剧本、拍电影，一头扎进文化运动的浪潮中。 他不是那种坐在书房里写作的文人，而是愿意走进街头、走近百姓的人，他写的剧本，主题不是宫廷秘闻，而是普通人的苦难与觉醒，他改编传统戏剧，把古老的故事注入现实意义，他拍电影，也不是为了票房，而是为了传播思想，他不怕麻烦，不怕得罪人，更不怕失败，在他看来，只要还能动笔，就还能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 1930年代，田汉参与创办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提出“文艺要为大众服务”的口号，他不只写剧本，还策划演出，组织文艺活动，甚至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带着剧团到各地巡演，在那个物资匮乏、交通不便的时期，他带着一群演员靠双脚和火车走南闯北，就是为了用戏剧点燃人们心中的火种。 1935年，他为电影《风云儿女》写下歌词——这就是后来被定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的每一句，都像是从他经历的现实中提炼出来的呐喊，那些年他见过太多苦难，也见过太多沉默，他不想喊口号，他要用文字唤醒一个民族的意志，《义勇军进行曲》一出，立刻在全国传唱开来，成为抗战年代最有力量的声音。 除了创作上的高峰，田汉的情感经历也贯穿了他的一生，他的第一段婚姻，是和表妹易漱瑜的结合，他们曾一起私奔赴日、共同求学、创办杂志，是理想与爱情并存的搭档，可惜天不遂人愿，易漱瑜病逝，留下田汉独自面对未竟的梦想，第二段婚姻，他与黄大琳结合，却因为生活理念不同而分道扬镳，直到遇见安娥，一个不仅理解他的事业，还能并肩同行的伴侣，田汉才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灵魂依靠，安娥支持他的创作，也在他最艰难的岁月里始终陪伴左右，1956年，安娥中风瘫痪，田汉出差、开会都带着她，从未放弃照顾，这段感情沉稳而坚定，是他后半生最温暖的依靠。 然而命运并没有因此变得温柔，1950年代后期，他的剧作《谢瑶环》被视为“有问题”，后来风波愈演愈烈，文艺界开始清算“思想倾向”，到了1966年，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突然席卷全国，田汉成为“重点批判对象”，被指责为“反动文人”，不仅被剥夺职位，还被关押审讯，那时候他年近七十，身体早已不堪折腾，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依旧被迫接受长时间的质问与隔离。 1967年，他被秘密送往301医院，用“李五”这个化名住院治疗，至此，他彻底失去了自由，也失去了身份，1968年12月10日，田汉病逝，终年70岁，没有告别、没有葬礼，甚至连医护人员都不知道病床上的老人就是国歌的词作者，骨灰被简单处理，家人毫不知情，直到1975年，安娥才从别人口中得知田汉已经去世七年，当时她说了一句话：“他是有福气的，”这句看似矛盾的话，藏着不为人知的沉痛，因为在那个年代，活着的人往往比死去的更苦，田汉虽然死于不义，却也因此免于更深的侮辱。 1979年，国家为田汉平反，恢复名誉，他的骨灰盒里，只放着两样东西：《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和《关汉卿》的剧本，这两部作品，是他一生的见证，前者为国家立魂，后者为百姓立言，他没有留下华丽的墓碑，更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有作品在时代洪流中继续发声。 信息来源：长沙发布——长沙这么红｜“敌有枪炮，我有血肉”——“国歌之父”田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