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的很多高级将领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大名鼎鼎的杜聿明、宋希濂等国民党将领和我军的陈赓、徐向前等都是同窗。虽然大家在政见上有很多差异，但是提到黄埔军校最受敬重的人，想法却出奇的一致，这个人不是蒋介石、也不是周恩来，而是有“怪人”之称的总队长严立三！ 说他“怪”，那可是名不虚传。 严立三，湖北麻城人，保定军校毕业，是蒋介石请来的“大咖”。他有多怪？首先是生活上，简直就是个“苦行僧”。 当时黄埔的教官，待遇都不差，但他老兄不住舒适的教官宿舍，非要在学生营房旁边搭个小茅草棚住。里面除了一张硬板床，啥都没有。夏天蚊子多得能把人抬走，他就弄个大蚊帐，在里面点艾草熏。吃的也简单，每天两顿糙米饭配青菜，从不沾荤腥。 更绝的是他的穿着。身为总队长，军容风纪的头头，他自己却常年穿着一套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脚上一双草鞋。有一次，蒋介石都看不下去了，特批了一笔钱让他改善生活，做几套新衣服。结果你猜怎么着？他把钱全捐给了学生，自己照旧一身旧布衣。 很多学生一开始都觉得这总队长是不是在“作秀”，可日子久了，大家才发现，人家是真把清廉刻进了骨子里。这份以身作则的“怪”，恰恰是黄埔精神最直接的体现，“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 他用自己的行动，给这群日后要搅动中国风云的年轻人，上了最深刻的一课。 他的“怪”还在于他的铁面无私，六亲不认。 在黄埔，谁都知道校长蒋介石。但在学生们心里，最怕的，还是这位严总队长。他的严厉，不分亲疏，不看背景。当时黄埔一期里，有个叫蒋孝先的，是蒋介石的远房侄子，自以为有靠山，就有点飘，经常不守纪律。 有一次晚点名，蒋孝先又迟到了。严立三当着所有学生的面，问他为什么迟到。蒋孝先支支吾吾，态度还挺傲慢。严立三二话不说，直接下令：“拖出去，打二十军棍！” 这下可炸了锅了。打谁不好，打校长的亲戚？旁边的人赶紧劝，说给校长个面子。严立三眼睛一瞪：“在这里，只有学生，没有亲戚！校规面前，人人平等！” 那二十军棍，是实实在在地打了下去。蒋孝先疼得嗷嗷叫，蒋介石知道了，气得不行，把严立三叫去大骂一顿。 换了别人，可能早就坡下驴了。可严立三不，他平静地对蒋介石说：“校长，您请我来，是让我来带兵育人。如果校规成了一纸空文，这学校还怎么开？学生还怎么带？如果校长觉得我做得不对，我严某人今天就卷铺盖走人！” 蒋介石虽然独断，但也确实是个识才的人。他冷静下来一想，这才是真正的军人风骨，要是黄埔的教官都像严立三这样，何愁带不出铁军？于是，他非但没有处分严立三，反而更加敬重他，还通令全校，要向严立三学习。 这件事传出去，在学生里会是什么反响？不管是后来跟了共产党的陈赓、徐向前，还是成了国民党骨干的杜聿明、胡宗南，心里都得竖个大拇指：这位严总队长，是真汉子，是真公平！ 他最“怪”的地方，是他那份“宁折不弯”的傲骨。 严立三不仅对学生严，对自己、对上级，都一样。他看不惯当时官场上拉帮结派、腐化堕落的习气。北伐开始后，他带兵打仗，战功赫赫，但从不去巴结奉承。在他眼里，军人的天职就是保家卫国，不是钻营谋利。 据说，北伐军攻下南昌后，蒋介石春风得意，大摆筵席，生活也开始讲究排场。严立三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几次三番地给蒋介石提意见，说革命尚未成功，我们怎么能先腐化了呢？蒋介石听了很不高兴，觉得他扫兴。 后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这一下，彻底触碰了严立三的底线。在他看来，黄埔的建立，是国共合作的结晶，大家都是为了救中国，如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这是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他愤然脱下军装，辞去一切职务，回了老家。 蒋介石多次派人请他出山，许以高官厚禄，他都拒绝了。他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份决绝，这份风骨，在那个时代，又有几人能做到？ 他就像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但正是这块石头，成了黄埔师生心中衡量“军人本色”的一杆秤。无论后来大家分道扬镳，在不同的战场上兵戎相见，但提起严立三，那份发自内心的敬重，是共通的。因为他们都知道，严立三所坚守的，正是他们当年踏入黄埔军校时，最初、最纯粹的那个理想。 可惜，这位“怪人”的结局令人扼腕。眼看国事日非，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他最终选择了隐居庐山，并于1933年，以一种决绝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42岁。他的死，是他性格的延续，刚烈，纯粹，不容丝毫苟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