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皖南事变后，陈毅和顾祝同见面，这也是陈毅此生和顾祝同唯一的一次见面。

1946年，皖南事变后，陈毅和顾祝同见面，这也是陈毅此生和顾祝同唯一的一次见面。多年后，顾祝同回忆起当年见面的细节，感慨万分地说道：“共产党人真是不得了，陈毅一个军长，气场比我还强大！” 1946年，那年头，抗战刚打完，全国人民都盼着过安生日子。国共两党在老百姓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签了个“双十协定”，搞了个停战。表面上看起来，和平的曙光好像来了。可实际上呢？ 暗流涌动，谁心里都有自己的小九九。 为了监督停火，美国特使马歇尔出面，组建了由国、共、美三方代表参加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咱们这边的代表，就有新四军军长陈毅。就因为这个身份，陈毅跟国民党的好几位高级将领，有了正面接触的机会。 1946年3月，陈毅先到了济南。来接他的是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王耀武这个人，在国民党将领里算是比较有头脑的，黄埔三期毕业，打过不少硬仗。他一见陈毅，就发生了个小插曲，这事儿他后来在回忆录里还专门提了。 陈毅刚下飞机，王耀武的勤务兵敬了个礼，大声喊：“陈司令好！”陈毅听了，笑着摆摆手，很认真地纠正他：“你喊错了，少了一个字。要叫司令员，不能叫司令。我们都是‘员’，你是勤务员，我是司令员，咱们都是革命队伍里的普通一员。” 就这么一句话，把王耀武给镇住了。他后来感慨，说国民党这边，官就是官，得叫“司令官”、“司令长官”，生怕显不出等级。可共产党那边，大家都叫“员”，指战员，勤务员，司令员，心理上是平等的。他说，别小看这一个字的区别，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心思是花在下面人身上的。 坐上同一辆吉普车进城，俩人聊了起来。陈毅快人快语，直接问王耀武：“你们报纸上说，国军对共军是‘风卷残云，秋风扫落叶’，真的假的？” 王耀武一脸尴尬，老实回答：“那是吹牛皮的。”他还主动说了共产党的三大好处： 一是干部还读书，不像国民党军官有时间都去吹牛拍马了； 二是跟群众关系好； 三是部队打仗士气高。 你瞧，王耀武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知道对手的厉害之处。这种厉害，不光是在战场上，更体现在这种日常的言谈举止和精神面貌上。陈毅的坦率、自信，还有那种发自内心的平等观念，给王耀武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在济南的会谈虽然有些国民党安排的小动作，但都被周恩来、陈毅他们从容化解了。几天后，陈毅又跟着军事三人小组去了徐州，见到了一个分量更重的人物——顾祝同。 说起顾祝同，陈毅心里是五味杂陈的。他可是“皖南事变”的直接策划者之一，是陈毅的老冤家。这次见面，是停战谈判的公务，也是两人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会面。 宴会上，陈毅开门见山，跟顾祝同讲天下大势：“现在和平民主是潮流，谁都挡不住。北伐是潮流，你和蒋先生都是那时候起来的。抗日也是潮流。现在这个潮流，谁要是想挡，肯定要失败。” 这话说得不卑不亢，又很有分量。顾祝同听了，嘴上表示同意，但话锋一转，就把责任推给了美国人，说打不打全看美国。陈毅追问他，要是打起来前途如何，顾祝同又拿装备说事，觉得共产党武器不行。最后聊到“皖南事变”，顾祝同更是直接甩锅：“真冤枉。我不过是执行命令。” 整场对话下来，高下立判。陈毅谈的是历史潮流、民心向背，站位很高。而顾祝同呢，要么推卸责任，要么强调外部因素和武器装备，显得格局小了，底气也不足。他心里清楚，国民党内部腐败、人心涣散，所以他不敢直面陈毅提出的根本问题。 这次见面，虽然短暂，但给顾祝同的震撼是巨大的。多年以后，当一切尘埃落定，顾祝同在台湾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依然感慨万分。他对着身边的人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 “共产党人真是不得了，陈毅一个军长，气场比我还强大！” 为什么顾祝同会有这样的感慨？他当时是陆军总司令，级别比陈毅高多了。可他却感觉自己的“气场”被压制了。 说白了，陈毅的气场，源于他背后所代表的力量。当时，国民党控制的地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像济南这样的城市被形容为“三面八路一面匪，一城司令半城兵”。而在解放区呢？记者看到的是集市繁荣，工厂开工，老百姓脸上洋溢着喜悦。 这种光明与阴暗的鲜明对比，就是一个政党生命力的最好证明。 陈毅的自信，来自于他亲眼看到、亲身参与建立的这个新世界。他的话语，背后是千百万人民的支持。他的每一个观点，都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洞见。他不需要靠官阶和排场来给自己壮胆，因为他代表的是未来和希望。 而顾祝同呢？他背后是一个正在快速腐朽的政权。他知道蒋介石不得人心，知道军队风气败坏，知道所谓的“和平”不过是缓兵之计。所以，尽管他位高权重，内心却是虚的。面对陈毅这样一位信念坚定、精神饱满的对手，他自然会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所以说，真正的气场，从来都与官职、财富无关。它是一个人信念、格局和背后力量的综合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