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北大教授陈西滢冲进外国同事的房间，看见了妻子凌淑华衣衫不整地坐在床上

1936年，北大教授陈西滢冲进外国同事的房间，看见了妻子凌淑华衣衫不整地坐在床上。他神色镇定，给了妻子两个选择，让其一声不吭回了家。 凌淑华，这名字听着就温婉。她确实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她爹凌福彭，是和康有为一科的进士，民国后也是袁世凯身边的红人。家里阔气到什么程度？1926年，凌淑华嫁给陈西滢，嫁妆里有一座带28间房的后花园。鲁迅先生当时都忍不住调侃一句，说陈西滢这下娶了个有钱人。 但凌淑华的资本，远不止是钱。 她家是当时北京的文化沙龙。齐白石、康有为是常客。她的国学和英文老师，是那个大名鼎鼎的怪才辜鸿铭。在这样的环境里泡大，凌淑华的才情就像浇了水的豆子，蹭蹭地长。她画画、写作，年纪轻轻就在《晨报》上发表小说，成了和林徽因、冰心齐名的才女。 这样的天之骄女，按理说，婚姻生活应该是顺风顺水的。可问题恰恰就出在这“天之骄女”的身份上。 她从小活在一个极其复杂的大家庭里。父亲妻妾成群，孩子一大堆。她是庶出，在家排行第十，从小就得学会察言观色、为自己和母亲争宠。她的女儿陈小滢后来回忆，凌淑华总说起家里姨太太之间用西瓜投毒这种事，真假不论，但那种环境的紧张和猜忌，是刻进她骨子里的。 这种成长经历，让她养成了一种极其矛盾的性格：她极度渴望被关注、被欣赏，但内心深处又充满了不安全感和疏离感。 她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连自己的丈夫和女儿都无法靠近。 陈西滢，这位从英国留学回来的青年才俊，北大教授，理性、克制，是欣赏她的才华的。两人一开始也是书信传情，琴瑟和鸣。可婚姻不是谈文学，是柴米油盐，是锅碗瓢盆。 婚后，陈西滢希望她能多操持家务，相夫教子。这对于一个习惯了众星捧月、渴望在事业上大放异彩的才女来说，简直是种“降维打击”。到了武汉大学后，陈西滢为了避嫌，甚至拒绝了妻子在自己任院长的文学院里任教。 生活上的苦闷，加上精神上的不被理解，让凌淑华的婚姻变成了一潭死水。她跟女儿抱怨过无数次：“一个女人绝对不要结婚！” 就在这个时候，那个能点燃干柴的火星出现了。 他叫朱利安贝尔，是陈西滢亲自聘请来武大教英国文学的年轻讲师，英国著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外甥。他年轻、英俊、浪漫，会写诗，更重要的是，他毫不掩饰对凌淑华这位院长夫人的欣赏和迷恋。 一个是被丈夫“冷落”的寂寞才女，一个是热情似火的异国诗人。接下来的故事，你基本都能猜到了。 他们一起谈天说地，从文学到艺术。朱利安给了凌淑华久违的激情和被崇拜的感觉。凌淑华在写给他的信里，倾诉着婚姻的不幸，说自己“过去没有爱过”。 感情一旦失控，就如洪水猛兽。她甚至借着回北平探望老师的名义，带上了朱利安，把他大方地介绍给自己的朋友们，比如朱自清、闻一多。这在当时的文化圈，无异于一场地震。 纸终究包不住火。风言风语很快从北平传回了武汉。 于是，就发生了我们开头说的那一幕。 陈西滢冲进房间，看到的不仅是妻子的背叛，更是自己作为男人和丈夫的尊严被摔得粉碎。但他没有失态。他给了凌淑华两个选择：第一，离婚；第二，立刻和朱利安断绝关系，回归家庭。 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选择。选一，意味着身败名裂，在那个时代，一个出轨的女人几乎没有容身之地。选二，意味着要杀死这段让她重燃生命热情的爱情，回到那个让她窒息的牢笼。 凌淑华选择了后者。 为什么？真的是因为她幡然悔悟了吗？恐怕不是。据后来的资料显示，她在那段时间发现，浪漫的朱利安似乎和另一个女子也有些暧昧。她骨子里的不安全感和猜忌心又冒了出来。她不相信这个年轻的英国人能给她一个确定的未来。 两害相权取其轻，她选择了那个看起来更“安全”的选项。 而朱利安呢，不久后也离开了中国，1937年在西班牙内战中战死，年仅29岁。他曾说自己一生有两个愿望，一个是拥有一个漂亮的情妇，一个是上战场。说来也巧，都实现了。 许多年后，他们的女儿陈小滢在伦敦无意中买到一本关于朱利安贝尔的传记，送给父亲当生日礼物。陈西滢收下时，面色如常。直到有一次，陈小滢翻开书，看到了里面记录的母亲和朱利安的那段情事。 更让她震惊的是，父亲用笔在那些文字旁边做了批注，冷静地圈出错别字和事实出入的地方。 那平静的笔迹背后，藏着多少年的屈辱和隐忍，我们无法想象。 女儿忍不住问他：“发生了这么多事，为什么还在一起？” 陈西滢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话：“她是才女，她有自己的才华。” 1970年，陈西滢在伦敦去世。二十年后，1990年，凌淑华在北京病逝。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让人用担架抬着自己，回到了当年作为嫁妆的史家胡同大宅院门口。那里已经变成了一所幼儿园，物是人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