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耿飚意外发现中国援阿尔巴尼亚的大量化肥被随意堆放在田间地头，任凭日晒雨淋失效；明明没有棉花却要求中国援建纺织厂，从中国进口棉花加工成布匹再返销中国牟利；并且阿方提出的军事项目数量远超其国防需求。 在欧洲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中国援助的化肥大包小包扔在田埂上，晒太阳淋大雨，渐渐失效成废物；纺织厂建好了，本地没棉花，还得中国花外汇从外头买来织布，再高价卖回中国赚差价；军项目目堆成山，数量多得远超一个小国国防所需。这事儿说来荒唐，却真真切切发生在1969年，一位大使的发现，搅动了两国援助的深水区，悄然改变了中国外交的路子。 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阿尔巴尼亚就成了欧洲头一个承认我们的国家。1949年11月23日，两国建交，这在当时国际上可是份难得的支持。过了五年，到1954年，我们互派大使，正式拉开外交大门。那时候，中国正从战争废墟里爬起来，阿尔巴尼亚也面临重重压力。两国在社会主义阵营里越走越近，尤其反帝反修这块儿，立场特别一致。 1960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开的那个会上，苏联带头对中国指手画脚，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就阿尔巴尼亚代表站出来公开反对。这份仗义，让中阿关系一下子热络起来。中国把阿尔巴尼亚看作欧洲的可靠伙伴，援助从1954年就开始了，经济军事两手抓。苏联1961年中断对阿援助后，我们接过重担，建工厂、修路、送装备，项目一个接一个。到1969年，累计援助近9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总共才200万人口，平均每人头上4000多块。那年头，中国老百姓月工资才几十块，这援助规模可不小。 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刚闭幕，中央一看国际形势，决定加固中阿这条线。毛泽东主席点名耿飚去当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这是九大后我们派出的头一位大使。5月6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单独找耿飚谈话，讲清中央对阿方针：加强团结，友好合作，增进友谊，并肩作战。耿飚没多耽搁，5月16日就到了地拉那。阿尔巴尼亚副外长马利列去机场接机，这趟任务就这样拉开帷幕。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本意是国际主义义务，在欧洲有个支点，牵制苏联影响，顺带展现社会主义大国的风范。 耿飚一到任，就开始实地转悠。他走访农场、工厂、军营，眼睛雪亮，看出不少问题。中国对阿援助一直是有求必应，可落实下去，效果大打折扣。农业援助里，化肥项目规模不小，年产20万吨，平均每公顷地400公斤，远超中国农村用量。可这些化肥到了地方，就随意堆在田间地头。日晒雨淋，没人管，颗粒结块失效，颗粒洒落泥土里白白浪费。耿飚亲眼见到这种情形，援助本该肥沃土地，结果成了摆设。 纺织厂援助更叫人摇头。阿尔巴尼亚本地不产棉花，阿方却要求中国帮建纺织厂。厂子建好后，中国还得用外汇从国外买棉花运过去。织成布匹做成衣服，又以高价返销中国，外汇兜兜转转回流。这套路听着就别扭，中国工人辛辛苦苦生产，本该自给自足，却绕这么大圈子。耿飚算了笔账，这种安排不光没帮阿方发展本地产业，还让中国多花冤枉钱。援助项目本该立足实际，这么干，等于把资源扔水里。 军事援助问题最突出。阿方提的项目多得吓人，坦克、火炮、弹药储备，清单长长一串，远超一个200万人口国家国防需求。中国提供的装备堆在仓库里，锈迹斑斑，训练场空荡荡的。耿飚翻看文件，数据触目惊心。军援本为兄弟国家自卫，可数量超标，实际用不上。阿方还要求建电视台，每个农业社都得配电视机，那时候中国北京上海大城市黑白电视都少见，农村更别提了。电线杆用中国优质钢管，马路边好好的，却见化肥地里没人动。援助总额摊到人头上，中国自己经济还紧巴巴，这么撒出去，百姓心里肯定有数。 除了这些，耿飚还感觉到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分歧渐大。之前中国称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方却自夸成世界明灯，说马列主义红旗两根飘带，一根在北京一根在地拉那。阿方反对中国跟其他国家改善关系，不赞成中苏缓和，也不许跟美国接触，一副独断专行的架势。耿飚心里明白，再这么下去，不光资源白费，还会让阿老百姓对中国生出误会。那时候国内形势复杂，他知道直接上报风险不小，就把所见所闻写成报告，19页纸，数据事例一条条列清，建议重新考虑援助规模和办法。 报告通过主管欧洲的乔冠华转到中央，毛泽东主席看完，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耿飚回国，李先念同志拉着他手，说你胆子大，敢讲阿尔巴尼亚的实情，我早有看法没机会说。周恩来总理也提了这报告，重申中央肯定。这份材料不光点出援阿毛病，还给中国外交提了个醒。援助出发点是好，互相帮衬，可脱离实际，就成负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