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当夜，沈阳唯一主动抵抗的是警务处长黄显声将军，他在事先就不断报告小六子，日本人绝对要搞大事，不管小六子怎么想，他已经下达命令，辽宁全省警察全部配长枪，集结成营。 九一八的夜，沈阳城死一般地沉寂。然而，于这片静谧之境，绝非万籁俱寂。那隐匿于沉寂背后的，许是细微却灵动的声响，正于无声处悄然奏响自然的幽曲。 当东北军主力奉命撤退时，城里却爆发出决绝的枪响。 这枪声，来自一支警察组成的队伍。 他们背后，站着一个叫黄显声的将军。他早就嗅到了空气中那股浓烈的“血腥味”，并为此展开了一场孤独的备战。 这场准备，和高层那种寄望于虚幻的应对思路，形成了要命的对比。 黄显声的抵抗，从来都不是头脑一热。 他毕业于陆军大学，学识渊博，素养深厚。于军事领域，他运筹帷幄；在情报工作中，他明察秋毫，军事与情报两方面皆造诣颇深。 从1930年开始，他就奉命监视沈阳城内的日军动向，这简直是把最合适的人放在了最关键的位置。 他手下的警察，成了他最好的情报网。大量关于日本浪人、特务活动的一线信息，源源不断地汇总到他这里。 他迅速做出判断，此番日本人绝非小打小闹。 他们野心昭然，妄图鲸吞东北，欲将这广袤之地“一口吞下”，狼子野心，可见一斑。 他急了，多次向身在北平的张学良报告，说日军调兵遣将，侦察部署，这都是战争的前兆。他甚至亲自跑了一趟北平，当面汇报情况的紧急。 可得到的回应，却只是泛泛的要求“保持警戒”。高层的判断似乎出现了失误，或许还对国际联盟抱有一丝幻想。 既然难以仰仗上级的支持，黄显声毅然决然地做出抉择，摒弃了等待与依赖的态度，以独立自主之姿开启新的行动。 他动用自己的职权，秘密备战。他下令辽宁全省的警察，除了手枪，必须加配长枪和足量的弹药。 他还想办法从奉天兵工厂搞来军火，把警察队伍秘密集结成营，随时准备战斗。 这一整套操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备战闭环，和那句轻飘飘的“保持警戒”形成了刺眼的对比。 事变发生的那个夜晚，东北军诸多高级将领大多未在其位，致使整个指挥体系近乎陷入瘫痪状态，极大地影响了应对局势的能力。 北大营的王铁汉团长倒是冒着违抗军令的风险还了手，但很快就被荣臻传达的“不抵抗”命令叫停。 一片混乱中，只有黄显声的警务处，成了沈阳城内唯一一个独立的、决绝的指挥中心。他通过电话，向各个分局下达了死命令：“死守待援，非到不能抵御时，绝不放弃营地！” 这是沈阳当夜，唯一有组织的主动抵抗。约两千名警察与讲武堂满怀热血的学生兵，毅然投身于战斗之中。他们带着无畏与豪情，于硝烟弥漫间，开启了一场英勇的抗争。 这场战斗，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悲剧。警察们用血肉之躯，去对抗日军的坦克、装甲车和重炮。在惠工街第六分局，三十多名警察硬是拼到了全体牺牲，没有一个人投降。 他们的抵抗，虽然没能改变大局，却实实在在地打乱了日军快速占领全城的计划。 战斗从深夜持续到黎明，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而被迫撤退。撤退时，黄显声下令带走所有武器，一枪一弹都不能留给敌人。他把残部化整为零，撤出沈阳，退守锦州。 枪声没有停止。这支以警察为骨干的队伍，在锦州招募新兵，联合地方武装，成了东北首批抗日义勇军的核心力量之一。 他们在辽西地区，继续和日军作战。 这才是九一八最大的悲哀和讽刺。张学良手下那支装备顶级的“三枪卫队”，精锐中的精锐，最终只是保护了将领们的安全，却没有保护身后的民众。而黄显声，恰恰曾是这支卫队的直属领导。 最强的剑被锁在了剑鞘里，而最不起眼的鸡蛋，却被磨成了锥子，去撞击日军的钢铁巨石。 一个“不抵抗”的命令，一个“死守待援”的命令，在同一个夜晚，决定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也照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节。 黄显声的“逆行”，不是莽夫之勇。从五四运动中那个因爱国被北大开除的热血青年，到洞察危机的警务处长，再到义勇军的组织者，他的人生始终贯穿着一种清醒的爱国主义。 他在沈阳打响的枪声，虽微弱，却是一份穿透历史的声明：一个民族的抵抗意志，是无法被一道命令浇灭的。《义勇军进行曲》里唱的“新的长城”，第一块砖，就是他们用生命奠定的。 信心来源：九一八事变前后黄显声的对日斗争，2022年12月15日08:29 来源：人民政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