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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气候角度解读大明王朝的兴衰

转自:长安街知事

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教授的著作《崩盘:小冰期与大明王朝的衰落》(以下简称《崩盘》)阐述了小冰期对于价格体系剧烈变动的影响,进而把明王朝推入了深渊之中。相比于传统的人亡政息的制度史观和土地分配不公的阶级史观,这一论述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领域。或许一些读者认为小冰期对于明王朝的影响是一个陈旧的话题,甚至部分观点认为这是有着浓厚“气候决定论”色彩的论断。其实,我们如果仔细分析卜正民教授的写作目的,可以发现其本质上是为读者和历史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广大的跨领域的思考平台。正如他在《崩盘》的序言中所说的:“本书总结了我此前的发现。与其说它是一部关于明朝价格史的书,不如说它描述了价格在调和明朝人民与不利他们的气候之间的关系时所发挥的作用。”卜正民教授利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批判传统历史观的武器。我们可以借助其方法,去思考前现代性国家的稳定性。

大多数非历史研究者都是通过影视、小说以及历史通俗读物等二次创作作品了解现代工业体系建成之前的传统国家(即前现代性国家)。这些具有现代人解构和回溯性重构的二创作品,使得大众不可避免地在审视前现代性国家和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人民时加上了一层滤镜。一个以男耕女织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古代国家,只需一次灾荒就可以毁灭一个地区数年构建的安居景象。该书清晰地告诉读者,古人观念中“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盛世是具有极低容错率和抗风险力的社会。这并不是说古代社会有多么的不堪,相反,卜正民教授认为明朝应对灾害的方式是值得称赞的。他论述道:“历史研究表明,人们(包括明朝人)在小冰期时经常会使用干预手段以改善他们的环境状况。在前述应对环境压力的五个方面(基础设施、作物改良、制度建设、技术革新以及人口控制),中国人显得游刃有余。”一个经历了千年发展的民族已经做到了极限,但是前现代化社会最终仍受制于、依赖于气候变化。

从结构上来说,该书充分利用档案史料循序渐进地描绘了明代中后期的经济价格体系。在第一章中,卜正民教授通过对一个明代底层士人陈其德文章的解读,勾勒出明朝中后期的经济生活。来自底层的资料,既冲淡了数据带来的枯燥,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经上层精英士大夫修饰过的史料所带来的蒙蔽性。经陈其德的描述,我们能够看到价格在丰年和灾年的变化(斗米从三四分银子到四钱银子,“乡人以野草树肤作骨,而糟糠佐之”)。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了解到明朝人朴素的自然观和经济观,天行有变,即仁德有失,自然灾害的骤变是对于人们(特别是统治者)伦理败坏的道德警示。对于商业的观点则充满了小农色彩,“最美好的世界应当是村落间‘米多价平’,则鸡吠相闻,富庶自足的世界”,一旦出现价格不公,政府应出面压价,使得商品价格重新回归民众期望且能承受的范围。人们对于经济变化的表面观点以及对于自然变化的非抽象性认识,都是前现代性社会应对灾患以及其引起经济波动不足的思想上的反应,表现出时代的脆弱性。

在第二章中,我们可知大多数底层的农民、渔民、工匠和士兵仅生存在温饱线上,还需量入为出,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才可果腹。第四章为我们展示了前现代性国家在气候异常面前的无能为力。16世纪每斗大米从25至30文飞涨到100文甚至200文,17世纪一些地区则升至每斗1000文,造成价格如指数级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寒冷和干旱的气候。这一情况近乎摧毁了没有现代应急响应体系的明朝帝国,即便皇帝和地方官员做出了相应的部署。用于赈灾的平常粮仓也难以救济数目庞大的灾民,甚至有的粮仓因政事荒废而废弃。原本面对大规模气候巨变,政府就显得有心无力,叠加政局不稳定、党争内耗不断,更加剧了灾难带来的严重后果,价格体系的崩溃在所难免。

相比于以“有德”代替“失德”的传统史观,卜正民教授的前现代性农业国家调和气候冲击的周期性问题更加直观地揭露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原因所在。我们只有真正进入那个历史语境之中,才能设身处地地认识到古人对于天灾的无力感。摧毁帝国的,是其应对灾荒的能力不足,没有现代性运作的经济体系,没有科技支撑的现代化农业耕作和物流运输体系,没有信息快速传递、高效快捷的政务体系,以及没有环境的科学性系统性认识,进而造成了一个王朝毁灭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