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5年，河南宝丰知县谢兴峣跪在嘉庆帝面前，按照惯例报上家世。当他说出“家父谢振定”五个字时，嘉庆帝突然笑了：“原来是烧车御史的后人！”这个反应让在场的官员都愣住了。 乾清宫里，38岁的河南宝丰知县谢兴峣跪在嘉庆帝面前。 此时，他刚从河南赶了半个月路进京述职。 当“家父谢振定”五个字从他嘴里吐出来，皇帝突然笑了：“原来是烧车御史的后人！” 谁都知道，“烧车御史”是四十年前得罪和珅的谢振定，没人想到他的儿子能活成今天的样子。 谢振定的“烧车”，是刻在乾隆晚年官场的一道疤。 1790年，时任监察御史的谢振定下班回家，路过前门大街时，被一阵刺耳的鞭声惊住。 和珅府上的管家刘全，正驾着一辆八抬绿呢大轿横冲直撞。 “闪开！瞎了眼的贱民！” 刘全挥着马鞭抽向躲闪的小贩，卖菜老头的竹筐被撞翻，青菜滚得满街都是。 站在一旁的谢振定攥紧朝珠，突然冲上去拦住轿子：“就算你是相府家人，也得守王法！” 刘全斜着眼笑：“你算哪根葱？敢管相府的事？” 谢振定没废话，让随从把刘全拖下来，当街打了几板子。 不是因为嚣张，是因为他“僭制”。 清代官员轿子有严格规制，四品以下不能用绿呢，刘全作为家奴，竟敢越级。 更狠的是，谢振定转身对衙役说：“把轿子烧了。” 点火时，围观的百姓拍手叫好，有人喊“烧车御史”！ 消息传到和珅耳里，他气得摔了汝窑茶杯，却不敢公开治谢振定的罪。 谢振定后来被调去地方，再也没回京城。 但他烧的那把火，烧暖了百姓的心，也烧出了谢家的家风。 谢兴峣是在父亲的故事里长大的。 他三岁那年，谢振定抱着他在书房读《尚书》，指着“民惟邦本”四个字说：“你以后要是做官，得把百姓放在心尖上。” 十四岁，谢振定被调往湖南衡阳，临走前把儿子叫到跟前：“为官要清，要硬，清是不拿百姓的一针一线，硬是不向权贵低头。” 谢兴峣没让父亲失望。 三十岁中进士，进了翰林院当庶吉士。 这是清代文官的“精英班”，全国每年只录百余人，平均年龄四十岁以上。 他在翰林院修了五年《清高宗实录》，却主动申请外放：“我要去地方，做些实在事。” 1800年，谢兴峣到河南宝丰当知县。 上任那天，县衙的积案堆得像小山，最老的一件是五年前的一桩田产纠纷，原告被告都熬白了头。 他把铺盖卷搬到衙门厢房，天不亮就升堂，晚上举着油灯翻卷宗，八个月里把三十多件积案全审结了。 更奇的是，没有一人上诉，因为判决公道得连败诉方都服气。 宝丰靠汝河，每年雨季必闹水患。 谢兴峣带着衙役沿着河道走了三百里，把该修的堤坝标在地图上。 工程要钱，他把自己三年的俸禄全贴了进去，终于筑起三十里长的防洪堤。 完工那天，百姓给他立了生祠。 1805年的京察，河南巡抚吴熊光把谢兴峣列为“卓异”，全省只有三个名额。 谢兴峣带着“卓异”的考语进京，没想到会跪在嘉庆帝面前。 当他说出“家父谢振定”，皇帝的笑里有感慨，有欣慰。 嘉庆帝后来对军机大臣说：“谢振定当年烧车，是替我出了口气；现在他儿子在宝丰做的好事，才是替百姓办事。” 谢兴峣的提拔不是巧合。 清代官场讲究“论资排辈”，但更讲究“政绩说话”。 他从七品知县直接升为四川达州直隶州知州，连跳四级，靠的是宝丰的三十件积案、三十里河堤，靠的是百姓的口碑。 到四川后，谢兴峣依然保持着父亲的硬气。 达州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匪患猖獗，他带着乡勇剿匪，半年就平定了三股势力。 又兴办义学，让少数民族子弟读书识字。 三年后，他升任成都知府，再后来做到陕西按察使，主管一省司法，成了封疆大吏。 1833年，谢兴峣任裕州知州时，又一次面圣。 道光帝坐在御座上，听他说完家世，笑着说：“我小时候就听说谢御史烧车的事，心里佩服得很。” 此时的谢兴峣，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从翰林院外放的年轻知县。 道光帝的话，不是客套。 谢振定的“烧车”，早已成了清代官场的“廉政符号”。 而谢兴峣的政绩，是对这份符号的最好注解。 皇帝需要的不是只会拍马屁的官员，是能做事、敢做事的清官。 而谢氏父子，刚好符合这个标准。 这对父子，用两代人的坚守，写就了清代官场最动人的佳话。 谢振定的“烧车”，是对权贵的反抗，谢兴峣的“实干”，是对百姓的负责。 他们没留下万贯家财，却留下了最珍贵的家风。 做官先做人，做人要守心！ 主要信源：（中华网热点新闻——历史上谢兴峣为何面见嘉庆后就被连升三级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