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台北一间老旧的公寓里。90岁的谷正文面对日本NHK记者的镜头，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茶杯。当记者问起四十多年前的吴石案，这位曾被称为“活阎王”的老特务沉默了。良久，他才吐出一句：“那是我一辈子最重的包袱。” 这个沾满鲜血的特务，为何在垂暮之年唯独对吴石案难以释怀？ 要明白这一点，得先看看1950年的台湾是什么样子。蒋介石政权刚退守台湾，草木皆兵。他们急需一把锋利的刀，来清除所谓的不稳定因素。谷正文和他领导的保密局侦防组，就成了这把刀。 那时的谷正文，靠着几起“破获案”在毛人凤面前站稳了脚跟。他眼里没什么信仰忠奸，只有可以突破的弱点。他后来回忆蔡孝乾时说过一个细节：他从蔡孝乾的穿着眼神就看出，这人“很注重物质生活”。“这种人，如果能充分满足他的物质欲求，慢慢地，就可以主宰他，到那个时候，他什么话都会说。” 果然，蔡孝乾被捕后很快叛变。他的笔记本上，“吴次长”三个字成了关键线索。这位吴次长，就是时任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的吴石。 谷正文盯上吴石后，耍了个花招。他趁吴石不在家，上门拜访了吴石的妻子王碧奎。他谎称自己是吴石的老部下，说现在外面很多人怀疑吴次长，他想帮忙。 这招很毒。王碧奎不是专业情报人员，一听就慌了。她脱口而出：丈夫从不跟外人来往，只有一位从香港来的“陈太太”常来家里坐坐。 “陈太太”就是中共华东局派往台湾的秘密交通员朱枫（原名朱谌之）。王碧奎这句话，无形中把两条关键线索连在了一起。 吴石察觉到危险后，做了一件极其冒险的事：他动用职权，为朱枫签发了“特别通行证”，助其转移。正是这张通行证，日后成了给他定罪的铁证。 局势急转直下。1950年3月1日，吴石被捕。审讯室里，谷正文面对这位身穿中将军服、曾深受蒋介石信任的参谋次长，用尽手段。 可吴石的态度，却让这个老牌特务感到意外。据后来一些老情报人员回忆，吴石的骨气和镇定，和以往抓到的“内鬼”完全不是一回事。他既不喊冤，也不辩解，平静得让人发毛。在谷正文看来，这种平静比任何反抗都更有力量。 审讯陷入僵局。谷正文后来对记者承认，他“低估了他的意志力”。他原以为所有人都有价格，都可以被酷刑和威胁压垮。但吴石让他碰了壁。 更让谷正文意外的是吴石最后的抉择。当局面无法挽回时，吴石没有尝试妥协或推诿，而是在法庭上坦然承担了所有责任。这种选择，完全超出了谷正文这类人的理解范畴——他们活在交易和算计里，不相信有人会为看不见摸不着的信念付出生命。 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人，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 案子结了，谷正文却没能轻松。那个他亲手送上的刑场，反而成了他余生的阴影。他在晚年未完成的手稿《吴石案补遗》中，最后三页只写了一行字：“我输了，输在太相信眼睛。” 他输掉了什么？表面看，是输掉了与吴石意志力的较量。往深了看，是输掉了对自己那套人生哲学的自信。他靠背叛、狠辣和钻营往上爬，赢得了官位和实利；吴石靠着坚守、牺牲赴死，赢得的是历史的铭记和后人的敬重。 这才是谷正文真正的“包袱”。他赢得了当下的案子，却在精神气节上输得一败涂地。他活了90岁，却在晚年不得不承认，有些东西不是靠“押大小”就能得到的，比如吴石心中那股“对得起天地良心”的底气。 历史终究是公正的。吴石将军于1973年被国务院追认为革命烈士，他的事迹被后人传颂。而谷正文，尽管曾在某些历史片段中看似得势，最终却在妻离子散的凄惨境况中落幕。他留给后世的，是洗不脱的刽子手之名，以及对一个沉重“包袱”的忏悔。 这正应了那句老话：权谋或许能赢一时，但气节才能赢得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