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和妻子在北京讨生活，没做啥大生意，就在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租了个小摊位，不到十平米，堆得全是外套、牛仔裤，转个身都得小心碰掉货，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进货，半夜才能收摊，累得沾床就睡，可就算这样，也躲不开她的脾气。 那会儿在北京讨生活，我和老婆守着动物园服装市场的小摊位，十平米不到，堆的全是外套牛仔裤，转身都怕碰掉货。天不亮就得去进货，半夜才收摊，累得沾床就睡，可就算这样，也躲不开她的脾气。她总爱为点小事炸毛，比如我把裤子码错了号，或是记账时少写个零，嗓门能掀翻隔壁摊位的塑料布，手里的煤油打火机“啪嗒”打着又合上，火苗映着她眼里的红血丝。 那天她又为一件掉了扣子的棉袄跟我吵，说我进货时不仔细，客人都挑三拣四了。我实在累得没力气顶嘴，蹲在地上捡她摔过来的衣架，突然看见她的帆布鞋鞋尖开了个口子，露出磨得发白的袜子。这双鞋她穿了三年，我说给她买双新的，她总说“摆摊穿啥好鞋”，转头却给我买了双防滑的劳保鞋。 后来我发烧到39度，缩在折叠床上发抖，她居然没去进货，蹲在摊位角落给我熬姜汤，塑料盆煮得滋滋响，药是她跑三条街买来的，说明书被汗水浸得发皱。我迷迷糊糊看见她给我掖被角，动作轻得像怕碰碎玻璃，那一刻突然想起，她每天比我早起半小时，把冻僵的手揣进怀里焐热了再点数钞票；收摊后总说不饿，把热乎的煎饼塞给我，自己啃凉馒头。 可她为什么非要用这种方式呢？那些尖利的话像带刺的铁丝网，把我们裹得密不透风。直到有次我起夜，听见她蹲在楼梯间哭，跟她妈打电话说“挺好的，生意不错，就是他总不好好吃饭”，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我才明白，她的脾气不是冲着我来的，是冲着这十平米的逼仄，冲着每天睁开眼就欠着的房租，冲着我们看不见头的北漂日子——她只是不知道怎么把那些慌和怕说出口，只能用发火当铠甲。 我们都以为对方是铁打的，却忘了谁都有软肋。她摔打火机的那晚，其实是刚交完房租，账上只剩下三十块；她吼我码错裤子的时候，是前一天被城管追着跑了三条街，货撒了一地。我总说她脾气差，却没看见她半夜偷偷补我磨破的袖口，没发现她把我的烟藏起来，换成了润喉糖。 现在摊位早就转出去了，我们回了老家，日子过得缓下来。那天整理旧物，我翻出那个煤油打火机，外壳坑坑洼洼的，却被人用胶带仔细粘好了。她靠在门框上笑，“当年真傻，吵架都不会挑个值钱的摔”。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她鬓角的白头发上，我突然想起北京冬天的早晨，她裹着军大衣站在寒风里等进货的车，睫毛上结着霜，却冲我比了个“加油”的手势。 日子再难，也总有个人愿意为你弯腰捡碎片。那些年的脾气和争吵，原来都是裹着沙子的糖，咽下去涩得慌，回味起来却有点甜。现在她还是会念叨我乱放袜子，我也会笑她广场舞跳得比谁都认真，但我们都知道，那声“你能不能长点记性”里，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怕你受委屈”。 那个打火机我还留着，偶尔拿出来打着火，“啪嗒”一声，蓝盈盈的火苗窜起来，像极了我们刚到北京那年，在天桥上看见的万家灯火——明明灭灭的，却足够照亮两个人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