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当上副总理的陈永贵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但毛主席却让他搬出去，不要住在钓鱼台，这是为什么？ 接到调令那天，陈永贵正蹲在大寨的分水渠边算水账，拿铁锨的手还沾着渠底的黑泥。他回昔阳老家收拾行李，帆布包里只塞了两件打补丁的土布褂子，连双新布鞋都没带，就踩着田埂上的草屑上了北上的火车。 京西宾馆的第一个晚上，他在地毯上走得脚底板发飘。服务员送来的搪瓷缸子，他总觉得不如大寨的粗瓷碗顺手；文件上的铅字密密麻麻，看着看着，眼前就晃出社员们扛锄头下地的影子。后来搬到钓鱼台3号楼，清静是清静，可窗明几净的房间里，他总听见心里有个声音在催：“地该锄了，苗该浇了。” 他不是怕国宾馆的规矩，是怕日子久了，耳朵里听不见庄稼拔节的动静。夜里躺在软床上翻来覆去，索性爬起来给毛主席写信，笔尖在纸上划得沙沙响：“这金窝银窝，不如我那土窝——坐在这里，老百姓的汗珠子掉地上，我都听不见了。” 几天后秘书递来一张纸条，毛主席的字龙飞凤舞：“钓鱼台无鱼可钓。”陈永贵盯着那九个字，突然咧开嘴笑了，一巴掌拍在大腿上：“还是主席知道我要啥！”他要的哪是搬家，是怕自己这个“种地的”，哪天变成了“坐衙门的”。 东城区交道口的小院是他自己挑的，灰墙灰瓦，跟昔阳老家的院子没两样。前院给警卫班搭了个棚子，后院他支起煤炉，早上煮玉米糊糊，晚上炒个土豆丝，锅铲碰着铁锅的叮当声，能传到胡同口。组织要派炊事员，他摆手：“我种了半辈子地，还能饿肚子？” 有回开完会，他揣着俩馒头往家走，胡同里修鞋的老李头喊住他：“陈副总理，您这布鞋底磨穿了，我给纳纳？”他乐呵呵坐小马扎上，脚跷在修鞋箱上，就像在大寨地头跟乡亲们唠嗑。小院的门从不上锁，谁路过都能推门进来，递碗咸菜，说句庄稼话。 他给自己立了“三三制”：三天在北京看文件，三天回大寨下地，剩下三天扎在基层。去广西柳城那年，正赶上大旱，他蹲在裂开指头宽的田埂上，扒开一把干土，土块在掌心碎成粉末。当晚就把水利局的人叫到仓库，就着马灯改调水方案，裤脚还沾着田里的泥星子。 有人背后说他“没文化，就会种地”，他听见了也不恼，指着自己的布鞋底子：“我不认全字典里的字，但我认得这鞋底下的泥——哪块地缺水，哪片苗缺肥，老百姓的脸就是晴雨表。”1976年毛主席病重时召见他，拉着他的手说：“永贵啊，你可别变样。”他使劲点头，回去照样扫院子、种豆角，煤炉上的玉米糊糊还是那个味儿。 1979年退出一线后，他坐绿皮车回大寨，背着粪筐就往地里钻，社员们笑他：“副总理还干这粗活？”他弯腰拾粪：“我本来就是种地的，不当官了，更得把地种好。” 1986年春天，他躺在病床上，床头柜上没摆鲜花，只放着个搪瓷缸子，里面泡着从昔阳带来的野菊花茶。弥留之际，他攥着儿子的手：“骨灰送回昔阳，撒在大寨的地里，给庄稼当肥料。” 他这辈子，就像春天埋进土里的种子，不声不响，却把根扎得深。从田埂到北京，从副总理到农民，他始终记得：人离了土，就像苗离了水，活不成。 如今大寨的田埂上，风一吹，还能听见有人念叨：“陈永贵当年在这儿挑水呢，锨把磨得锃亮……”他就像地里的庄稼，长在泥里，最后又回到泥里，等着下一季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