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10年，上海青帮老大给一个实习医生敬酒，问道：“方大夫一个月挣多少？”方大夫说：“不多，2元2角。”青帮老大眯起了眼睛：“来我这，拜我为师，我资助你开个诊所。”方大夫沉默片刻，随即摇了摇头。 那时候的方慎斋，白天跟着西医院老医生查病房，听诊器在掌心焐得温热；晚上蹲在药房配药，药臼里的当归碎末簌簌落在油纸袋上，指尖总沾着股挥之不去的苦味。 他租的亭子间在法租界边缘，木楼梯踩上去吱呀作响，每月房租要耗去他一半薪水。江苏常熟老家的父亲是私塾先生，寄来的信里总夹着几张写满批注的《论语》，末尾那句“医乃仁术，无分贵贱”被红笔圈了三遍。 青帮老大的邀约不是第一次递到年轻人面前。码头扛大包的老王头说，上个月帮里“先生”刚给一个牙医开了铺面，如今连巡捕房的人看牙都得预约——可那牙医上个月给帮派火并的人治伤，手一抖差点锯错了骨头。 方慎斋见过更糟的。隔壁医院的李医生去年入了帮，如今诊室里总坐着几个“兄弟”喝茶，穷苦病人来了就得等，有钱人来了直接插队。有回一个黄包车夫咳血来晚了，李医生正忙着给帮会“四爷”看“富贵病”，愣是让人家在门口咳到天亮。 他摇着头拒绝时，没说“我怕惹麻烦”，只在心里算了笔账：入帮能换门面，换不来病人咳嗽时眼里的信任；能免房租，免不了深夜被电话叫去给“道上兄弟”处理刀伤时的手抖。 后来他和同学在闸北区开诊所，门脸是刷白的木板，挂着块掉漆的“慎斋诊所”木牌。第一天开张，一个拉黄包车的师傅捂着胳膊进来，伤口还在渗血，兜里只摸出三个铜板。方慎斋没问他跟谁打架，先拿盐水冲洗，再撒上消炎粉——那包粉是他用半个月饭钱换来的进口货。 有人说他傻，放着青帮的“大树”不靠，偏要在泥里刨食。可拉车师傅回去后，三天功夫，附近纱厂的女工、码头的力夫、街角的摊贩，排着队来敲门。他们不识字，说不清自己得的啥病，只知道这个方大夫不问他们是不是“道上的”，也不管钱够不够。 那年冬天流感厉害，诊所挤得转不开身。方慎斋三天没合眼，累得靠在墙上打盹，手里还攥着没写完的药方。有个病好的老太太送来一碗热粥，说：“方先生，你跟那些‘帮里医生’不一样——你眼里有我们。” 他忽然想起1910年那个晚上，青帮老大酒杯里的酒晃出涟漪，像极了后来诊所门前病人踩出的泥坑。只是酒杯里的涟漪会散，泥坑里的脚印，却在时光里越踩越深。 乱世里的安稳，有人靠码头的枪杆子，有人靠租界的铁皮房，方慎斋靠的是药箱里那把用了十年的听诊器——它听过富商的心跳，也听过乞丐的喘息，却从没因为谁的身份变过调子。 如今再看那个摇头的瞬间，哪是什么“错过捷径”？那是一个医生给自己划下的边界：医病，不医江湖；救人，不救利益。这条线划得浅，却比帮会的帮规更有分量。 多年后，慎斋诊所的木牌换成了水泥的，可老病人还记得，当年那个拒绝青帮的年轻人，是怎么在两元二角的月薪里，给“良心”标了价——那价格，比任何帮会的“资助”都贵，也都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