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台湾老兵愧疚地给大陆原配妻子写信称，他已在台湾娶妻生子，原配回信：我们娘仨被你曾经的下属照顾了30年，你对不起的是他，老兵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痛哭不止。 这封信从台湾寄出时，邮票都贴反了。 易祥捏着信纸的手指发白，墨水在“妻如晤”三个字上洇出小团墨渍，像他心里化不开的疙瘩。 1949年登船时，他攥着妻子的手说“最多三年就回”，船笛声里，三岁的儿子还在襁褓里笑。 谁能想到，这一去，海峡就成了跨不过的鸿沟。 大陆这边，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的故事，成了妻子林慧兰生活的注脚。 粮票紧张的年代，她把玉米面窝头掰给两个孩子，自己啃红薯干；孩子半夜发烧，她背着去卫生院，深一脚浅一脚踩在泥路上。 这时，易祥曾经的勤务兵张强敲响了门，手里提着半袋白面，“嫂子，排长走前让我照看着家。” 张强那时刚退伍，右腿在战场上受过伤，走路有点跛。 他没再成家，每天清晨挑着担子来，帮着挑水、劈柴，冬天把炕烧得暖烘烘的。 孩子们喊他“张叔”，渐渐习惯了他在饭桌上多摆的那副碗筷。 林慧兰不止一次想拒绝，张强总是挠着头笑，“排长信里说了，让我多费心。”其实，哪有什么信，那是他编的谎，怕她不肯接受。 1979年冬天，香港的远房亲戚辗转捎来消息，说易祥还活着，在台湾有了新家庭。 林慧兰把自己关在屋里坐了一夜，第二天照常给孩子们做早饭。 三个月后，那封贴反邮票的家书终于到了，易祥在信里说“愧为人夫，愧为人父”，说“台北的雨和家乡的不一样，总让人心慌”。 林慧兰提笔回信，没有骂，也没有哭。 她写“孩子们都长大了，大儿子在工厂当师傅，小女儿嫁了个本分人”，写“家里的老屋翻新过，堂屋还挂着你当年带回来的那幅《松鹤图》”，最后才轻轻提了一句“张强这些年，待我们娘仨很好”。 信到台湾时，易祥正在给小孙子削木陀螺。 读到“张强”两个字，他手一抖，刀子划破了手指。 血滴在信纸上，和林慧兰的字迹混在一起。 他想起那个总跟在自己身后、抢着背行军包的小个子兵，想起分别时张强说“排长放心，家里有我”。 三十年，那个跛着腿的年轻人，把最好的年华都耗在了一句承诺上。 后来有人问林慧兰，恨不恨易祥。 她指着窗台上晒的干辣椒，那是张强今年刚送来的，“恨过，但看到孩子们现在平平安安的，就觉得都过去了。”而易祥，直到1987年台湾开放探亲，才第一次踏上大陆的土地。 他在张强的坟前跪了很久，墓碑上没有照片，只有一行字：“张强之墓，1928-1985”。 那封贴反邮票的家书，林慧兰一直压在箱底。 后来孙子翻出来看，问“奶奶，这信上的邮票怎么贴反了？”她摸着泛黄的信纸，上面的墨渍早就干了，“因为写信的人心里慌，慌得连邮票都贴不整齐。”就像当年张强跛着腿挑水时，水桶晃啊晃，却从没洒出过一滴。 有些承诺，比海峡还深，比岁月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