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一个50多岁的老光棍办了一个30多岁的女精神患者，然后1996年生下了一个男婴，这个人就是我。 现在的我31岁了，守着83岁的老父亲和65岁患有精神疾病的母亲，在这个一眼望不到头的穷山村里硬熬着。这种从出生就注定的家庭底色，让我这半辈子都活得像个透明的影子。 每年村里发那500块钱红包和米面油的时候，我都得挤出笑脸去接。在别人看来这是社会的关怀，但在我心里，那一袋袋米面都像是在打我的脸，时刻提醒我：你的人生就是一个巨大的耻辱。 最让我难受的是那种“走不掉”的窒息感。看着同龄人能去大城市拿一万块的月薪，我却只能缩在镇上的快递站，守着一天60块钱的收入。因为家里的老病号离不开人，那些药费就像个无底洞，把我所有的青春都给填进去了。 我觉得最无力的地方在于，贫困和疾病不只是存折上的数字，它是一种会遗传的生理自卑。看着村里其他90后成双成对，我连多看人家姑娘一眼都觉得是种罪过，生怕招来一句“痴心妄想”。 有时候心里真的会冒出特别阴暗的念头，甚至羡慕那些父母早早离世、能提前继承点什么的同龄人。我知道这么想很丧良心，但当长寿不再是福气，而成了全家人无止境的慢性消耗，那种生不如死的疲惫真的会把人磨疯。 我更在意的是那种身份的错位。虽然我恨这种命运，但我身体里偏偏还涌动着想当父亲的本能渴望。这种想要延续生命却又深知会害了下一代的心理拉锯，大概就是我余生最难熬的修罗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