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有个县长回自己老家看望父母。在村里，他瞧见一位风韵犹存的妇女，就向旁人打听这妇女的情况。 打听到是村西头老周家的儿媳妇，男人前年下煤窑被埋了，她一个人拉扯着五岁的儿子，守着两间土坯房过活。县长站在老槐树下，看见她正踮着脚够树杈上的干枣，蓝布衫子洗得发白，袖口补着块菱形补丁，头发用木簪绾着，几缕碎发沾在汗湿的额角。 旁边几个纳鞋底的老太太瞅着他穿的皮鞋直咂嘴，他却没心思搭话——这女人的背影像极了他在县城女子师范念书时的同桌阿菊，也是这么瘦，这么韧，当年阿菊为了供弟弟读书，辍学去纱厂挡车，后来染了肺痨，死的时候才二十岁。 他鬼使神差走过去，从兜里摸出包洋火递过去，说：“大嫂，擦根火柴点上，省得踮脚摔着。”女人愣了愣，接过火柴时指尖蹭到他的手背，凉得像块井里的石头。她低头划着火柴，火苗窜起来照亮了她眼角的细纹，“县长您回来啦，”声音带着点怯，“俺们庄稼人不懂事，别笑话。”县长这才看清她的脸，眉梢有点往上挑，像戏文里的刀马旦，只是颧骨晒得发黑，嘴唇裂着小口子。 当晚他跟着父亲去祠堂祭祖，路过老周家门口，听见屋里传来孩子的哭声。父亲叹口气：“周家那小子命苦，媳妇倒贤惠，就是家里太穷，上个月卖了陪嫁的银镯子给孩子抓药。”县长捏着祭品的手指紧了紧——他想起自己在县城当科员时，房东家女儿也是这样，男人死了，婆婆骂她克夫，逼她改嫁，她抱着孩子跳了河。那时候他不敢管，怕得罪上司，怕丢了饭碗。 第二天一早，县长让跟班拿了匹蓝布、一袋白面送到老周家。女人追出来塞给他一把红枣，枣上还沾着晨露，“县长您留着吃，俺家没啥稀罕物。”他看着她跑回屋的背影，忽然想起自己上任那年，母亲拉着他的手说：“当了官别忘本，你在乡下见过饿肚子的人，就知道该咋做事。”可这些年他在官场摸爬滚打，学会了说场面话，学会了绕开麻烦事，连母亲的叮嘱都快忘了。 第三天他要回县城，路过村口茶棚，听见几个老头议论：“县长这是良心发现？”“听说他在城里修了洋楼，咋还惦记咱村的寡妇？”他坐在棚子里喝了碗粗茶，茶叶在水里打着旋儿。有人凑过来问：“县长，您能给俺们村修条路不？下雨天娃娃上学都得蹚泥。”他想答应，又想起县财政上个月刚拨了款修衙门，喉咙动了动，只说了句“回去研究”。 马车启动时，他回头望了一眼老周家的屋顶，炊烟正从瓦缝里飘出来。忽然就想起昨天夜里做的梦，梦见阿菊穿着干净的蓝布衫，站在纱厂的车间门口朝他笑，手里举着张报纸，上面印着他的名字——“县长某某某”。惊醒时枕头湿了一片，原来愧疚这东西，就像藏在衣柜深处的旧衣裳，平时看不见，一翻出来就扎得慌。 后来他在县城推行新政，遇到阻力就说“别忘了老家的黄土”，可真到了要动某些人的奶酪时，他又犹豫了。倒是那个寡妇，听说后来村里闹饥荒，她带着乡亲们挖野菜、熬粥，把自家最后一袋米分给了隔壁孤寡老人。县长听下属汇报这事时，钢笔尖在纸上戳了个洞——他忽然明白，真正的公道从来不是写在公文里的，是有人在泥里一步一步趟出来的。 如今几十年过去，当年的县长早已成了白发翁，住在城里的养老院里。偶尔翻旧照片，看见自己穿着县长制服的样子，总觉得那身衣服底下空荡荡的。他想起那天在村里的风，吹得老槐树叶哗哗响，想起寡妇递过来的红枣，甜得发涩，像极了那段回不去的旧时光。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