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的开篇便断言，“保全面子”是中国人压倒一切的第一性格。 在他眼中，晚清的中国人对于“面子”的执着，已经完全扭曲了真实的价值判断——只要能保住那张看不见摸不着的脸面，事实和真相都可以让路。 他讲述过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一户人家出殡，白布孝衣不够用，前来吊丧的亲戚因为没有孝衣穿而觉得大失体面，竟然当场大打出手。死者还躺在灵堂里，亲族们关心的不是如何安葬逝者，而是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有没有穿那一身白布衣裳。 这种面子文化几乎渗透到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毛孔中——一个穷得叮当响的乡绅，宁可借高利贷也要在婚丧嫁娶中铺张排场；一个读书人即便腹中空空，也要在人前摆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道貌岸然。 不仅如此，中国人的面子文化更是催生出了一种更为隐蔽也更令人心惊的痼疾——强烈的做戏本能。 明恩溥在书中专门用一章的篇幅剖析了这一点：中国人的生活就像一出永不落幕的大戏，每个人都在舞台上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从朝廷大员到市井小民，从婚丧嫁娶到日常寒暄，处处是精心排练过的表演。这种做戏不是偶尔为之，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生存策略——一个人在官场要对上司演忠心耿耿，在家庭要对长辈演孝顺恭敬，在朋友面前演仗义疏财，在陌生人面前演谦谦君子。演得越像，就越能在这个社会里如鱼得水；至于那些表演背后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反而没有人去在意了。 对此，鲁迅在《二心集》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在“做戏”上花费的精力，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要多。 这种做戏的本能，让整个社会丧失了对真诚的基本尊重——只要表面功夫做到位，内里再怎么腐烂都没关系，而这种对表面的极端看重，反过来又加剧了明恩溥所说的另一个中国人的性格弱点——漠视精确。 明恩溥毫不客气地说，大清帝国的国民缺乏数字上的精确性，做事马马虎虎，他们做的统计数据根本不可信。 这种模糊思维并非简单的粗心大意，而是一种根植于文化深处的生存哲学。八股文训练出来的是“起承转合”的形式技巧，而不是对事实的严格检验；官场文化推崇的是“难得糊涂”的圆滑世故，而不是对真理的锲而不舍。 更重要的是，做戏的本能让人习惯于含糊其辞——精确的数字往往会暴露真相，而真相常常是丑陋的、是得罪人的、是让人丢面子的，所以中国人发明了“大概”、“差不多”、“回头再说”这一类词汇，用模糊来遮盖漏洞，用大概来敷衍追问。 举个痛心疾首的例子，甲午战败，在马关条约的谈判桌上，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条款清单，每一个数字都精确到了银两的个位数；而清廷代表李鸿章手里拿着的，却是一份模模糊糊的“底线原则”——谈得差不多就行了。 两条路线的碰撞，本质上是两种思维方式的碰撞：一个民族如果连自己有多少土地、多少人口、多少军队都不愿意弄清楚，那么她在国际舞台上就只能被动挨打。 鲁迅在《随感录》中痛切地指出，中国人做事“大概像做国画”，讲究“气韵生动”，而不讲究“比例准确”——这一针见血的批判，与明恩溥的观察形成了惊人的呼应。 比漠视精确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明恩溥所说的“缺乏同情心”。 他直言不讳地写道，大清帝国的国民对别人的苦难漠不关心，只要看看妇女、儿童、儿媳妇的悲惨遭遇，就什么都明白了。这种冷漠不是天生的铁石心肠，而是在长期的自保求生中习得的麻木——如果管别人的闲事只会给自己惹来祸端，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都不看、什么都不管。 明恩溥观察到一个残酷的事实：在中国，一个家庭中儿媳的地位极其低下，婆婆折磨儿媳、丈夫打骂妻子，周围的邻居明明听见了哭喊声，却没有人会去干涉——那是“人家的家事”，多管闲事会遭报应的。 鲁迅在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看到的那张幻灯片上，日军正要砍下中国人的头颅，而围观的同胞们脸上浮现的，不是恐惧，不是愤怒，而是麻木。正是这一幕让鲁迅彻底放弃了学医的念头，因为他终于意识到，一个没有同情心的民族，再健壮的体格也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 明恩溥对中国人性格的剖析，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讲述真相且只讲真相”，它的价值并不在于每一条判断都绝对正确，而在于它以一个外来者冷峻而诚实的目光，替中国人照出了自己在镜子面前看不见的阴影。 美国总统罗斯福读过《中国人的性格》之后写信给明恩溥，说“对中国的了解加深了许多”，甚至采纳了他的建议，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用于在中国办学——这笔款项最终促成了清华大学的创建。 而在中国本土，明恩溥观点的最大共鸣者，无疑是鲁迅。 有研究者认为，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直接灵感来源之一，正是明恩溥对中国国民性的论述——阿Q身上那种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对外来力量的屈从与对内弱者的欺压、以及在每一次羞辱之后迅速完成的自我合理化，几乎就是明恩溥笔下那些“死要面子”、“做戏成癖”、“麻木不仁”等性格特征的文学化身。 鲁迅临终前十四天，仍然念念不忘地提出要将明恩溥的这部著作翻译成中文，郑重推荐给每一个中国人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