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是怎么丢掉江山的呢，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张献忠的剿抚问题。他出事从不担责，但是总会把出主意的大臣杀了。 崇祯十一年。当时的局势发生了一个非常微妙的转折。明朝的军队在兵部尚书杨嗣昌“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统筹下，打了一个难得的翻身仗。农民军首领张献忠在湖北谷城被明朝大将左良玉打得抱头鼠窜，主力损失殆尽，彻底陷入了绝境。眼看就要全军覆没，狡猾的张献忠玩了一招缓兵之计——他主动提出要放下武器投降朝廷，接受“招抚”。 这个请降的奏折一送到北京，朝廷里立刻炸开了锅。底下的大臣吵成一团，到底该继续猛打斩草除根，还是顺水推舟接受投降？这个时候的崇祯，心里其实早就有了一本账。打仗是个无底洞，大明朝的财政早就见底了，为了凑军饷连皇亲国戚的门槛都快踏破了。如果能不费一兵一卒就让张献忠这个大魔头放下武器，这绝对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崇祯在内心里，是极度倾向于“抚”的。 可是，崇祯那个多疑且极其不愿担责的毛病又犯了。他深知张献忠这人反复无常，万一招抚之后这小子休养生息再度造反，那天下人岂不要嘲笑我这个皇帝愚蠢透顶？皇帝的圣明是绝对不能受损的。所以，崇祯玩了一个极其阴险的帝王心术。他没有堂堂正正地下达“同意招抚”的圣旨，转而对负责剿除流寇的五省总督熊文灿和兵部尚书杨嗣昌施加巨大的暗盘压力。他用一种极其模棱两可的态度暗示大臣：招降完全可以，但你们必须拿项上人头担保张献忠永远不再叛变。 熊文灿和杨嗣昌能怎么办？皇上想要省钱，想要和平，做臣子的只能硬着头皮顺着主子的心意去办。结果，张献忠在谷城名义上投降了，实际上却屯兵买马、大肆索要粮饷，连自己的核心武装都没有遣散半个人。到了崇祯十二年的五月，休养生息完毕的张献忠毫不客气地再次扯起造反的大旗，甚至把当地的县令都给杀了，整个湖广局势瞬间糜烂，明军前期的心血全部付诸东流。 消息传回京城，崇祯勃然大怒。按理说，当初是你皇帝默许了招降方案，现在出了岔子，君臣应该坐下来一起想办法补救。崇祯偏不。他第一反应就是撇清关系，找人垫背。他一口咬定是大臣们昏庸无能误导了自己，完全忘记了当初是自己心疼军费才点头同意的。 雷霆之怒迅速降临。主张招抚的熊文灿直接被抓进大牢，没过多久就在大街上被斩首示众。而兵部尚书杨嗣昌更是被崇祯逼到了绝路。崇祯给杨嗣昌下达了死命令，让他以大学士的身份亲自去前线督战，限期消灭张献忠。杨嗣昌带着病体在湖广、四川一带疲于奔命。崇祯在后方不仅不给足粮饷支持，反而隔三差五地下发圣旨严厉斥责，天天催促不可能完成的KPI。到了崇祯十四年，张献忠奇袭襄阳，杀了明朝的宗室襄王。杨嗣昌听到这个消息，知道皇帝绝对不会放过自己，连惊带吓再加上旧病复发，绝望地死在了沙市。两个试图替皇帝解决问题、背负巨大风险的大臣，一个被当街杀头，一个被活活逼死。 后来面对关外清军的巨大压力，崇祯私下里授意兵部尚书陈新甲去和清朝秘密议和。这本是一步极妙的活棋，能让大明朝暂时喘口气去专心对付李自成。结果陈新甲的办事人员不小心把议和的文件泄露了出去，朝野哗然，那些只会喷口水的言官们群起而攻之。这个时候，只要崇祯站出来说一句“这是朕为了顾全大局的旨意”，陈新甲就能活命，国家的战略也能继续推进。可崇祯为了保住自己“天子守国门、绝不妥协”的虚伪面子，毫不犹豫地把陈新甲卖了，宣称陈新甲是背着自己私通敌国，直接把他处斩。 这种领导当久了，手下人自然也就学精了。既然多做多错、出主意就得背锅死，那大家不如集体装聋作哑。时间来到1644年，李自成的大军已经逼近北京城。这个时候的北京城兵微将寡，根本守不住。唯一一条生路，就是皇帝效仿宋高宗，赶紧南迁到南京，利用南方丰厚的赋税和完备的备用官僚系统继续抵抗。 崇祯心里一百个想跑，但他就是不肯自己下达南迁的圣旨。他天天开早朝，就盼着哪个不开眼的大臣能主动站出来提议南迁。只要大臣提了，他就可以勉为其难地答应，以后史书上写起来，也是“群臣苦劝，朕不得已而为之”，丢弃祖宗陵寝的千古骂名就由那个倒霉的大臣背了。 可是，朝堂上的官员们看着熊文灿、陈新甲的悲惨下场，个个眼观鼻、鼻观心，就像木头人一样死活不开口。大家齐刷刷地高喊“皇上死守京师，与城存亡”，用最正确的废话，直接把崇祯架在了道德制高点上，彻底焊死了他逃跑的车门。 崇祯就这样被自己的满朝文武“绑架”在了北京城。到了城破的那天，他敲响景阳钟，连一个来上朝的大臣都没有。他至死都在抱怨“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皆股肱不良也”，怪罪臣子们误国。他永远想不明白，正是他那极其刻薄寡恩、遇事就杀人甩锅的做派，亲手掐灭了大明朝最后的一丝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