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后，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但毛主席让他搬出去，不要住在钓鱼台，是什么原因呢？ 你琢磨过这事儿没有？一个从大寨走出来的庄稼汉，当了副总理，头一件大事不是急着干这干那，而是成天琢磨着怎么从国宾馆搬出去。1974年10月，陈永贵搬进钓鱼台3号楼，两层的大套房，卧室、办公室、会客厅一应俱全。厚厚的进口地毯踩上去一点声儿都没有，服务员端茶倒水走路都像猫一样。 可陈永贵呢？坐不住。大口大口抽烟，在屋里走来走去，跟关在笼子里没啥两样。山西老家来人了，大寨的支部委员来看他，在门口就被拦住了，折腾半天才放进来的，这叫什么日子？陈永贵憋屈啊，一肚子话没人可说。 没多久他就待不住了，找个机会就往西藏跑，回大寨住了二十多天，后来又跑广西找许世友去了，在那边才放开嗓子骂痛快了。你猜他回来之后是什么感觉？更难受了。 因为回来之后中央让他去王洪文住的16号楼学习马列，时间偏偏定在中午——这可是他雷打不动的午觉时间。硬着头皮熬了一个礼拜，陈永贵终于拍了桌子：“每天坐在这里念这个书，什么事也干不了！”这个一辈子靠双手干活的人，被按在书房里啃书本，你说他心里能舒服吗？ 更深一层的事，还在后头。有次政治局会议上，有人当场训斥陈永贵，说他这个农民文化低、水平差，话里话外透着看不起。陈永贵心里憋了一肚子火，跟许世友倒苦水，许世友这个直脾气，直接写信捅到了毛泽东那里。 这话传出去之后，周恩来连夜找到陈永贵，脸色很难看，沉声问他：“你在广西说什么话啦？许世友跟你讲什么啦？”陈永贵一说经过，周恩来叹口气：“以后呀，说话要慎重。”就是这一番话，让陈永贵冷汗直冒。他忽然意识到，住在钓鱼台，不只是见不到老乡、干不了农活那么简单——他正被架在权力的漩涡中心，稍不留神就可能粉身碎骨。 1975年5月初，陈永贵下定决心，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里说了两件事：第一，他要搬出钓鱼台；第二，他要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北京办公，三分之一的时间到全国各地调研，三分之一的时间回大寨和昔阳蹲点，下地干活。毛泽东看了信，很是高兴。 5月3日政治局开会，毛泽东一进门就问：“永贵同志在哪里啦？”陈永贵缩在门口角落的沙发上，毛泽东朝他招手：“哎，这里坐，来，来！”陈永贵赶紧挪到主席身边坐下。毛泽东把信还给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了那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永贵呀，你那个三三制很好，这就叫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你提出搬出钓鱼台，我同意了，钓鱼台无鱼可钓嘛！” 这话说得太绝了。“钓鱼台无鱼可钓”，表面上是句玩笑，可细想想——鱼得活在水里，你把它捞起来摆在案台上，鱼就活不成了。陈永贵从骨子里就是一条鱼，他的本事在大寨的梯田上，在昔阳的打谷场上，在全国各地的庄稼地里，不在红地毯和文件堆里。毛泽东这句话，既是批了陈永贵的请求，也是对所有干部的一句提醒：脱离了土地，你还干什么革命？ 1975年8月中旬，陈永贵高高兴兴地从钓鱼台搬了出来，住进了交道口一条胡同的小院里。待遇当然比钓鱼台差了不少，可他觉得这才是人住的地方。院子不大，前后两院，有警卫有专车，他已经觉得受宠若惊了。 他坚持不把户口迁到北京，老婆孩子仍然留在老家，自己拿着大寨的工分过日子。出访外国时收的礼物，回国之后一件不留，全数上交。有人劝他留下几件留作纪念，他摆摆手说：“我一个种地的，要那些东西干啥？” 说句实在话，陈永贵确实文化不高，42岁才在扫盲班认了几个字。当副总理那几年，文件上别人画圈，他也跟着画圈。他自己说得特别实在：“我本来是个农民，从来没有动手写过东西，还得批文件，哪里干得了这个？”可他有一点比谁都清醒——他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他没有赖在那个位子上装模作样，而是主动请辞，1980年9月，他卸下了副总理的担子，去了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一个农民出身的副总理，最后选择了回到农场的泥土里，干到了生命最后一刻，1986年3月，72岁的陈永贵在北京逝世。 回过头看毛泽东那句“钓鱼台无鱼可钓”，你就明白这个理儿了：权力这东西，能把你捧上天，也能把你架空了。真正有本事的人，不是看他在高位上坐多久，而是看他能不能守住自己那点儿本真。 陈永贵一辈子没办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他做对了一件最要紧的事——知道自己是谁。在大寨时他是地道的农民，当了副总理他还是，辞了职仍然是。从头到尾，他就没变过。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