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武术家1964年接到特殊命令，原来是要为中央领导治病，结果病人竟然是周总理？
1964年2月7日，华灯初上的成都金牛招待所忽然热闹起来。刚从机场赶来的周恩来一落座便开口：“郑老师在哪？人一到就请进来。”语气不高，却透出分秒必争的急切。陪同的邓颖超递上热茶，总理却只是掠了一眼，右手还紧贴身侧。外人只见他神色从容，不知那条胳膊已肿胀多日。
新中国成立后，对非洲的交往步子越迈越快。1963年12月，周恩来与陈毅率代表团踏上跨越万里的十国之行，肩头压着为新中国“破冰”的重任。雨季的亚的斯亚贝巴机场石阶湿滑，他稍一失足，整个人向前扑倒，右手肘先着地。当地医务人员立刻迎上来，他却摆手婉拒——欢迎队伍已在前方列队等待，形势不容耽搁。此后数周，他拖着愈发肿痛的右臂马不停蹄访谈、演讲、签署文件，工作人员见了直替他揪心，他却总以一句“还能忍”轻轻带过。

返程飞机上，机窗外云海翻涌。陈毅忍不住劝一句：“总理，右手得尽快看。”周恩来抬头看表：“还有十天，我要出访罗马尼亚，手必须好。”语气平静，字字千钧。回到北京后，卫生部专家会诊，给出了“至少需要两个月”的结论。周恩来看完报告，笑笑：“两个月？我哪有那么多工夫。”场面一时沉默。毛泽东得知此事，只说了一句：“找中医吧，时间短，或许可行。”
20世纪60年代，中央已明确“中西医并举”，整理民间绝技是既定方针。卫生部一时想起蜀中有位兼精武艺与骨伤手法的郑怀贤，行医三十余年，手到病除的口碑在川西一带传得神乎其神。一通加急电话打到成都，中医学院派车星夜寻人。郑怀贤赶到招待所，才知道“贵客”是谁，激动得抱拳作揖，低声说：“请总理放心，舍我其谁！”
第一次会诊持续不到半小时。郑怀贤以指代针，沿着臂骨寸寸按推，再覆以自配黑膏药，药味里混着陈艾与川椒的辛香。周恩来沉默不语，只是微皱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末了，他抬起右手试握，轻轻一握拳，点头道：“疼痛减了一半。”夜已深，他仍不肯躺下休息，让随行秘书开始整理第二天的文件，“明早还要和郑老师接着做。”

接下来六天，治疗与办公交替进行。清晨六点半，郑怀贤如约而至，推、摩、点、揉，配上每日更换的新膏。间隙里，他反复嘱咐：“忌辣，忌酒。”周恩来答得干脆：“放心，我本就不沾酒。”招待所的川菜麻辣诱人，他却坚持清淡饮食，只求消肿快些。夜里灯火通明，机要电报从北京飞来，又随着批示飞回。秘书们悄悄记下时间——每晚休息不足四个小时，第二天针到肉、药上骨，他依旧坐得笔直。
有意思的是，第五天夜里恰逢除夕，工作人员本想把年夜饭换成软烂的面食，省得咀嚼费劲的总理受累，他却摇手：“照常上辣子鸡，我不动就是。”说罢招呼郑怀贤入席，执左手举杯敬茶，右臂依旧规矩放在托板上。桌上气氛热烈，谈的依旧是即将到来的东欧访问日程。

到第七天复诊，肿胀已消，关节屈伸自如。郑怀贤复查骨缝，无明显错位，便道：“可以撤膏了，剩下靠活动。”周恩来合掌致谢，只一句：“多亏先生。”郑怀贤摆手：“国事要紧，我只是尽分内事。”随行医护在场，记录下了脉象、手法、药方，却对外严格保密。
2月16日凌晨，专机滑出跑道，灯火在机翼下迅速后退。周恩来坐在舷窗旁，翻开公文包，拿笔的一刹那，熟练而有力。16天后，他已出现在布加勒斯特的欢迎人群前，右手自然上举，向友邦挥手致意。那一刻，没人能看出，这支手臂曾在短短一周前连衣袖都抬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