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死后，朝廷清点其留下的遗产，发现房产9处，白银两万五千两，一品大员就留了这么点“家当”，这在当时可谓是凤毛麟角。

了解晚清官场的人都知道，一品官员的收入堪称“天文数字”。

从法定俸禄来看，正一品官员每年只有180两白银和90石禄米，看似微薄，但加上乾隆年间推行的“恩俸”和雍正年间设立的养廉银，实际收入会实现质的飞跃。

正一品京官的养廉银可达16000两，地方总督级的官员，养廉银在13000至20000两之间。

除此之外，官员们还能收到下属定期孝敬的“冰敬”“炭敬”“别敬”等礼金，这些灰色收入往往是法定俸禄的几十倍，不少一品官员年收入能轻松突破十几万两。

就拿与左宗棠地位相当的李鸿章来说，死后留下的遗产数量惊人，是左宗棠的几百倍。

而即便是级别比左宗棠低很多的道台、知府，遗产也远比他丰厚。

左宗棠绝非清贫之人，他的年收入足以让当时绝大多数人望尘莫及。

左宗棠一生经手的钱财数额巨大，仅西征新疆六年，就经手了数千万两白银军费。

在当时的官场，带兵将领从军费中捞取油水是普遍的“潜规则”，几乎无人例外，可左宗棠却始终洁身自好，坚守底线，就连他最强硬的政治对手，也从未找到过他贪污公款的任何证据。

据统计，左宗棠的年收入，按照最保守的算法，也在三万两以上，即便放在当下，也是妥妥的高收入。

左宗棠的钱财，从来没有用来为自己和家人谋私利，而是全部投入到了家国百姓身上。

下属刘典去世后，左宗棠念及多年共事之情，一次性给了其家属6000两抚恤金，这笔钱相当于他两年的家用总和；每当地方发生灾荒，无论是陕甘地区的旱灾，还是湖湘地区的水灾，他都会第一时间捐出自己的廉银赈灾，仅在家书中，提及“助赈”的次数就有六十多处；他还自掏腰包修建城墙、兴办书院，在新疆大力推行屯田政策、兴修坎儿井，改善当地百姓的生活，甚至拿出自己的养廉银，托人购买水雷、鱼雷，助力海防建设，守护边疆安宁。

左宗棠不仅自身自律，还对家人有着严格的约束，他亲自题写家训，倡导“耕读为本，自立自强”，反复教育子孙“一芥不取，一尘不染”，告诫他们做官要清廉，不能贪赃枉法。

他每年寄回家里的家用只有200两，自己的生活更是节俭到了极点，袖口磨破了就加上一层袖套继续穿，这件事被下属编成《宫保袖歌》，在西北大营广为传唱。

而在左宗棠死后，朝廷清点的9处房产，都是普通的居所，并非什么金碧辉煌的豪宅，留下的25000两白银分给四个儿子，每人只能分到五千多两，这笔钱甚至比不上一个七品县令两年的养廉银。

左宗棠的遗产事件，很快传遍了整个朝野，也让他的清廉之名流传。

朝廷下谕旨高度评价左宗棠，称赞他“尽心民事，神益地方，扬历中外，恪矢公忠”，追赠他为太子太傅，赐谥号“文襄”，将其入祀昭忠祠、贤良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