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山东乞丐武训靠“讨饭”30年，攒下良田230亩、钱3800吊，盖起了一座义学。但他没住进去，反而跪在穷人门口，求人家送孩子来读书，甚至愿意替学生家干农活。

读到这儿你可能想不通——一个要饭的，自己不识字，吃了一辈子苦，好不容易攒下一笔家业，不给自己买房子置地享几天福，却要跪着求别人家孩子来念书，这人到底图什么？

武训原本连名字都没有。他在家族兄弟里排行第七，村里人管他叫武七。七岁那年父亲死了，他跟着母亲沿街乞讨，一碗剩饭一家门地熬日子。十四岁开始给大户人家扛活，挑水、割草、推磨、犁地，什么粗笨活都干。可那时候不认字，就等于把脖子伸给别人掐。他在馆陶县地主李廪生家扛了三年活，每年工钱十七吊，一文都没预支过。有一年母亲病了他想支点钱回家，李廪生翻出一本假账，说工钱早就支光了，还叫家丁把他打得头破血流赶出门。

还有一回，一个秀才替他读姐姐托人捎来的信，读到"附上两串钱"时舌头一拐，把钱私吞了。武训去问，秀才反倒骂他财迷心窍。这种事搁谁身上都受不了，可他没处说理——你不认字，连被人坑了都拿不出证据。他在破庙里躺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不言语，爬起来以后念叨了一句话："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

从二十一岁起，武训重新端起了讨饭碗。这回他不是为活命，是为一件事——办学。他穿一身补丁摞补丁的破衣裳，背个布口袋，手里拿把铜勺，走遍了山东、河北、河南、江苏。讨到好点的衣物饭食，转手卖掉换钱，自己只啃发霉的菜团子。为了多攒一个铜板，他给人推磨、拉车、挑水、收粪，驴不肯干的活他都干。更狠的是他还会表演"节目"——锥子扎自己、刀子割头皮、吞石头瓦砾、吃毛虫蛇蝎，只为博路人扔几个赏钱。他还把辫子绞了，只在额角留一小撮，打扮成戏台小丑，边走边唱自己编的歌谣："我出力，你出钱，修个义学为贫寒。"

攒够一定数目的钱，他自己不敢揣着，打听到堂邑县有个举人叫杨树坊，为人正直，就跪到人家门口，把钱和账本托付给他帮忙放贷生息。杨举人被他这股劲儿震住了，不仅答应替他管钱，还捐了银两。有了本钱，武训又陆续买入田产出租，租金全数转入办学基金。到四十九岁那年，他已置田230亩、积资3800余吊。

光绪十四年，武训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盖起了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二十间瓦房，占地近四亩，分经、蒙两班，当年招了五十多个穷孩子，一分学费不收，日常开支全从学田收益里出。

学校是盖起来了，他最愁两件事：请先生、招学生。他打听到本地有名望的儒师，一个一个跪到人家门前去请。开学那天他备了酒席请先生和当地绅士入座，自己恭恭敬敬站在门外，一口不吃，只等散了席捡点剩菜残羹。平日里他到学堂转，看见先生在睡觉，就跪在床前默默流泪，吓得先生从此再不敢晚起。看见调皮捣蛋的学生，他也不打不骂，往地上一跪，说："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那些顽童哪受得了这个，一个个红着脸埋头读书。

穷人家不肯送孩子来念书，原因很实在——少一个人手干活，家里就少一口饭吃。武训挨家挨户去跪，说自己可以替学生家下地干农活、挑水劈柴，只要让孩子去念书就行。他不娶妻不生子，别人劝他成个家，他唱道："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有人劝他给自己买副棺材，他大笑说："路死路埋，街死街埋，死了自有棺材。"

第一所义学办起来之后他没歇手，继续讨饭攒钱，又接连在馆陶县杨二庄办起第二所、在临清御史巷办起第三所。三所义学，全是免费的，全是跪出来的。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武训病倒在他亲手创办的御史巷义塾里。他不肯占一间屋子，躺在屋檐底下，只喝几口开水。《清史稿》留下了他最后的样子：听见学童琅琅的读书声，他睁开眼睛笑了。出殡那天，堂邑、馆陶、临清三县乡民自发赶来，送葬队伍绵延不绝，人山人海，有人低声说了一句："谁说武训没有儿子？"

一个乞丐，一辈子没摸过书本，却让无数穷孩子摸到了书本。他活着的时候睡破庙、吃霉粮，死后万人送葬，葬在他第一所义学的旁边。再回过头去看那句话——到底图什么？他没有留下答案。但那些从三所义学里走出来的穷孩子，替他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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