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国歌之父”田汉被永久开除党籍，在监狱中去世，许多人认为他是冤枉死的，七年后，田汉的妻子才得知真相，没过一年，她也随他而去。

主要信源：（上观新闻——红色记忆 | 《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

1912年，14岁的田汉考进长沙师范学校。

别看他年纪小，写戏的本事已经露了尖角。

那时候徐特立在学校当老师，一眼就看出这孩子不一般。

徐特立是谁？

正是后来毛主席的恩师。

就这么着，田汉跟毛主席还搭上了同门之谊。

四年过后，舅舅带田汉东渡日本留学。

在日本，他一头扎进西方文艺理论里，心里憋着股劲儿要当剧作家。

那时候李大钊在国内搞“少年中国学会”，田汉二话不说就加入进去，写诗发文，满脑子都是新思想。

1921年共产党刚成立，他就和郭沫若、郁达夫这些人张罗起“创造社”，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

回国后田汉没闲着，在上海中华书局当编辑，又去长沙第一师范、上海大学教书。

他写的话剧《苏州夜话》《名优之死》在剧场里一演，台下观众看得直抹眼泪。

1930年左联成立，他当选执委，两年后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

那时候谁家收音机里放的不是他写的戏，哪场抗日演出少得了他的剧本。

1934年春天，上海电通影片公司在共产党领导下成立，找田汉写个抗战题材的剧本。

他起初取名《凤凰的再生》，后来改成《风云儿女》。

写完剧本那天夜里，他盯着窗外想起东北沦陷的惨状，提笔写下“把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

就这句词，差点要了他的命。

国民党特务说他“宣传赤化”，直接把人扔进了大牢。

狱里条件糟得没法说，但同志偷偷递进来几张纸条，上面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原始歌词。

聂耳拿到纸条时，手指都在抖，两天两夜没合眼就把曲子谱出来了。

1935年5月24日，《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剧院首映，主题歌一响，全场观众齐刷刷站起来。

谁也没想到，这首歌后来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抗战8年，田汉带着演剧队跑遍大半个中国。

他写《芦沟桥》，写《阿Q正传》，台上的戏文唱的是百姓的苦，台下的观众攥紧了拳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上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后来又任中国剧协主席、文联副主席。

这时候他写了话剧《关汉卿》，借古人的嘴喊出“为民鸣不平”的心声。

可他大概没想到，自己有天也会掉进冤屈的泥潭。

1966年12月4日深夜，北京细管胡同的院子里，造反派踹开田汉家门。

90多岁的老母亲坐在床上，眼睁睁看着儿子被拖走。

田汉临走前握着老人的手说：“妈别担心，事情总会清楚的。”

这话他说得轻，可谁都听得出分量。

他被关进秦城监狱，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轮番发作，狱医连片阿司匹林都舍不得给。

1968年12月10日，70岁的田汉在301医院咽了气。

死亡证明上写着“李伍”这个化名，骨灰盒空荡荡的，连张遗像都找不着。

家里人直到1975年才接到通知，说人早就没了，还顶着“叛徒”的帽子被开除党籍。

老母亲等了9年，101岁那年抱着遗憾闭眼。

妻子安娥瘫痪在床，听说真相后精神崩溃，第二年就随他而去。

安娥也不是一般人，早年她在上海中央特科干过情报，写的《卖报歌》《渔光曲》传遍大街小巷。

田汉坐牢那7年，她天天坐在窗边等，听见脚步声就拄着拐杖往门口挪。

邻居说她常对着空屋子自言自语，好像丈夫随时会推门进来。

可等到最后，只等来一张盖着红章的死亡通知。

最讽刺的是那段时间，《义勇军进行曲》虽然还在奏，但词不让唱。

大型集会上要么放《东方红》，要么只奏曲不带词。

直到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版本才正式恢复为国歌。

这时候田汉已经走了14年，安娥也走了6年。

1979年平反昭雪那天，家人翻遍屋子找不到一张像样的照片。

最后去新华社档案库翻出张旧照，骨灰盒里只放得下一副眼镜、一支钢笔、一枚图章，外加一本《关汉卿》剧本和一张《义勇军进行曲》乐谱。

追悼会上有人哭着说：“田老要是知道国歌还在唱，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

现在天安门广场升旗时，小学生们扯着嗓子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朝阳照在国旗上，鲜红得像田汉当年蘸着血写的词。

河北老家给他立的塑像前，常有老人摆上几颗红苹果——那是老母亲当年托人送进监狱，他却舍不得吃的念想。

历史绕了一大圈，终究没忘了那个用文字筑起长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