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峙岳与包尔汉领导新疆起义后选择投诚，他们原有的十万大军后来的结局如何？
1949年9月初，新疆的昼夜温差已拉到二十多度，河西走廊西端却因装甲部队的发动机轰鸣显得异常火热。伊吾走马、安西据险，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像锋刃般逼近，地图上的空白正一点点被红色覆盖。对于远在迪化的地方军政高层，这并非单纯的军事警报，更像一场关系生死的倒计时。
地理决定命运。新疆西拒高山、南临沙漠，向北则与蒙古草原相接，理论上易守难攻，可一旦甘青门户洞开，补给线被切，驻军数以万计也只能望天兴叹。更何况，这片土地从清末起便是列强角逐的缓冲带，苏联的“三区武装”虎视眈眈，国民政府对边疆的掌控早已名存实亡。军队粮饷短缺、飞机油料告急，甚至连棉衣都靠商号赊账，军心浮动可想而知。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兵权在握的陶峙岳与省主席包尔汉几乎同时意识到：硬抗既不现实，也谈不上光彩。陶峙岳学的是湘军的干练作风，擅长算账；包尔汉则在多民族社会里摸爬滚打多年，深知“稳定”二字的分量。两人一个代表武力、一个掌管政务，联手恰如其分。有人揶揄说这是“各取所需”，可无论动机如何，终点只有一个——别让这片土地陷进火海。
阻力当然存在。骑一师师长马呈祥、教导旅长叶成等顽固派咬牙不肯服软，密谋扣押主事者。初秋的一次深夜碰头会上，李文龙急急闯进报告：“马师长的人正在集结，若不先下手，就被他们先下手！”陶峙岳抬手止住喧闹，“刀枪向里，才是真正的绝路。”包尔汉接话：“谁想把新疆拖向内战，先得迈过我们这道坎。”言罢，会议室里安静下来，连油灯的火苗都似乎收敛了跳动。

谈判、拉拢、布防三管齐下。马良骏这位在全疆颇具威望的宗教领袖出面调停，给顽固派递台阶；张治中则从北平发来密电，转达中央的宽大政策，保证“编制不动、官阶不降”。不容忽视的，还有三区武装的态度。陶峙岳暗地里派人接洽，提出“共同保卫新疆” 的口号，博得了初步默契。至9月25日，省城电台播出通电，两句关键的话震得人心发麻：“暂停向东作战；同意改编整训。” 这意味着，新疆10万官兵的去向，就此翻篇。
整编不是清洗。第八十九师改为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六十四师，有的团长直接戴上了八一帽，政委由原辖区地下党员兼任；骑兵旅则换番号为独立骑兵师，韩有文临危补缺统率。让人意外的是，欠发的饷银居然一笔勾销，原国军军衔多以折算方式对接，新军官手里既有新铭牌，也保留着“老资格”面子。官兵最担心的“遣散”与“降职”并未发生，军心反倒稳了。

接收部队只是第一步，更难的是吃饭与落户。北疆冬季大雪封山，南疆盐碱地多，光靠中央拨款远远不够。1950年起，兵团战士在迪化、昌吉、石河子一带拉开新式农田水利试建。机耕队、棉田、压力井接连上马，过去握枪的手改拿镐锹，半年下来居然产出小麦上万吨。有人打趣：“枪膛里的硝烟没散，锄头上的泥巴已经干了。”
士兵婚姻问题也得到关注。对于不少边塞营连来说，“成家”比升官还重要。1951年起，多列“西进专列”从河南、山东、河北驶向乌鲁木齐，成千上万名知识女青年与军垦男儿在兵团礼堂里牵手。有人在致信家乡时写道：“昨天还担心戈壁风沙，今天却要学着做新郎官，世事真快得像断线的风筝。”

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挂牌。22兵团番号自此陈列史册，官兵改称“垦荒战士”。他们继续背着枪，却多了一把铁锹；作训纲要旁边，夹着棉田管理手册。塔里木河畔新生的渠首，伊犁河谷里新垦的白杨林，都记录下这支转型大军的足迹。昔日战马蹄声，逐渐被拖拉机轰鸣盖过。
事实证明，和平起义绝非兵败如山倒的仓促投降，而是一场精明而审慎的自救行动。地方军政精英用最后的兵权为自己赢得了体面的转身，也为新疆避免流血付出努力。10万旧军迈进新营门后，既没有被抛弃，也没有被改行成纯粹的“劳改队”，而是在新的制度框架里找到位置。战火没能踏进天山南北，反而被“大生产”与“大团结”取代——这或许正是那场抉择最为沉甸甸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