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级安排黄克诚与他合作开辟新区域，却因部分人反对计划搁浅，两人最终选择各自发展？
1945年12月初，零下三十度的寒风在阜新车站上呼啸，新四军三师的官兵裹着单薄棉衣，一边卸车一边望着空荡荡的物资仓库。有人嘀咕：“说好仓库里成山的弹药呢？”旁边的参谋摇头，“怕是被先到的人拿走了。”几句简短的话，道尽了部队初到东北的第一重困境——缺衣少粮，更缺枪弹。
抗战刚结束，东北成了各路武装兵家必争之地。苏军接收日军库房时，只挑走了精良装备；国统区急速北上，盘算“以东北定中原”；而留在沈阳、长春的日伪残部和土匪横冲直闯。林彪率领的东北局必须在最短时间整合从各地赶来的部队，于废墟上抢下立足之地。新四军三师足有三万人，却连像样的粮秣都保不齐。黄克诚冷静得很，他向上级建议：与其急冲冲攻城拔寨，不如先划出块够大的地盘，养兵、捉匪、建政权。

彼时，晋察冀派出的李运昌已握有冀热辽三旅，还提前接收了一批日军遗留武器。他坐镇锦州一带，手里有枪有粮，心里盘算的是保住山海关以外的门户。于是，当上级提出让黄克诚与他“搭伙”，合组一个基干兵团并向西南拓展时，气氛微妙起来。李运昌担忧热河、承德若失，冀热辽老根据地就要被撕裂；黄克诚却觉得大凌河到山海关这一线太窄，“三万人挤在这条走廊里，转不过身”，他反复向林彪陈情。
11月20日的阜新会议，是解决这一争执的舞台。会议桌上茶杯结着冰，争论却热火朝天。“大凌河西面最多容得下一万兵力。”黄克诚摊开地图，“三师再添上李司令的部队，转不动。”李运昌也不客气：“热河是咱晋察冀的门户，放手给别人，我回去如何向老乡交代？”林彪听了半晌，敲了敲桌子：“先别抬杠，地盘要大，部队也得能吃下去，咱先算算账。”这一声“算账”，把话题拉回了粮草与交通线——东北冬季道路封冻，后勤无法及时补给，狭长防区会被敌伪切割，各自捉襟见肘。

会议连开了整整八天。李富春和吕正操因抢修北宁线未能到场，决定权几乎集中在林彪、萧克、黄克诚、李运昌几人手里。最终签出的命令只有一句核心：西满归三师，热辽仍由李运昌指挥，双方合组“兵团”，遇大战协同，小规模则各自为政。黄克诚被任命为西满军区司令，负责齐齐哈尔、白城子一线；李运昌则率三旅改编为“热辽纵队”，兼任热河省政府主席，继续看护山海关外的门户。
西满的局面比图上更为复杂。日本关东军撤退留下的伪满警备队散落山林，国民党特务、白俄残部、乃至亡命蒙匪混杂其间。三师一边剿匪清乡，一边抢修齐齐哈尔至哈尔滨的破旧铁路。没有充足的军火，就把拆下来的迫击炮弹芯改装地雷；缺棉衣，只好用苞米皮塞进破棉袄。黄克诚在给东北局的报告里写道：“既要筑家，更要筑仓；兵可暂缺，粮不可无。”一句话，道出了据地生存的优先级。

另一头，热辽纵队在承德山区与国民党整编九十一师拉扯。地形崎岖，补给困难，李运昌却有一张地方政权的网——他扶持的县政权能在集市上直接征购粮食；萧克则在后方调拨迫切需要的弹药。军事与行政一体化的做法，让热辽纵队在恶劣的环境中依旧保持战力。到1946年秋，承德外围清匪初见成效，西满方面也连下宁安、海伦等城镇，打通了嫩江以西的贸易通道，兵源粮源开始自给自足。

值得一提的是，黄、李二人虽在战略上各执一端，却并未陷入对立。双方约定，每逢大战，彼此增援不缺席；平日互不越界，各自管好手边地盘。有时遇到急事，电话里还是一句老兵味十足的寒暄——“老李，子弹紧不紧？”“老黄，给你拨三箱，别客气！”在这一团乱麻般的东北战场，这份君子协定保证了战线稳定。
1947年春，随着内战重燃，中央决定将冀察热辽整体划归东北军区。同年夏，黄克诚奉命兼任新的军区政委，李运昌则改任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依旧镇守热河方向。西满、热辽这两个曾被视作临时凑合的分区，逐步连成一片，为随后辽沈会战的战略展开奠定了纵深。那场在冰天雪地中酝酿的争论，最终被时间证明：无论地盘大小、物资多寡，只要因地制宜、分工得法，就能将分歧化为一道坚固的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