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邻居少妇在田间干活，期间她要小解，由于附近没厕所，她直接对我说，我要方便，你把头转过去一下吧！我愣了愣，赶紧转过身面朝刚翻过的黄土。身后传来窸窣的声响，混着远处水渠潺潺的流水声，空气里飘着新割麦秆的清香。我转回身时，桂英已经利索地系好了裤腰带，脸上看不出半点尴尬。她抹了把额角的汗，笑着说：“这天热得，汗都比尿多。”我也跟着笑了，弯腰拾起镰刀。麦子还得赶着割，下午天阴了可就麻烦了。正割着，她忽然“哎呀”一声。我抬头看，她举着左手，指尖被镰刀划了道口子，血珠子直往外冒。她皱了皱眉，从兜里掏出个小布包，里面针线、火柴、还有一小卷灰突突的布条都有。她用布条缠住手指，牙齿咬住一头，右手利落地打了个结。“不碍事，常有的事儿。”她见我看着，解释道，“家里就我一个，这些都得备着。”她丈夫不在家，有个头疼脑热、磕磕碰碰，都得自己扛。我说回去给她拿个创可贴，她摆摆手：“用那金贵东西干啥，布条捆捆，明天就好。”

可我心里总觉着不踏实。那伤口不浅，血虽说止住了，可布条上渗出的印子还在慢慢扩大。我劝她歇会儿，她不肯，说这一垄麦子不割完，心里堵得慌。我没再劝，只是割得更快了，想帮她多分担些。太阳爬到头顶，晒得人头皮发麻。桂英忽然直起腰，眯着眼往村口那条土路上看。我也顺着望过去——一辆灰色的小轿车停在路边，一个穿白衬衫的男人正朝这边走来。桂英手里的镰刀“咣当”掉在地上，她嘴唇抖了抖，眼眶一下就红了。我没见过那男人，但从桂英的反应里，我猜出是谁了。她丈夫，那个在城里打工、两年没回来过一次的男人。白衬衫走近了，脸上堆着笑，手里提着个红色塑料袋。桂英没动，只是盯着他看，那眼神里有委屈、有恨、还有说不清的盼头。男人走到她面前，把袋子递给她，说：“给你买了点药，还有创可贴。”桂英低头看了看自己手指上那截灰突突的布条，忽然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她伸手接过袋子，却没打开，只是攥在手里，攥得紧紧的。半晌，她哑着嗓子问了一句：“啥时候走？”男人愣了一下，说：“明天一早。”桂英没再说话，弯腰捡起镰刀，继续割麦子。男人站在田埂上，搓着手，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识趣地走远了些，心里却翻涌得厉害——这片土地上的女人，哪个不是这样活着？丈夫在时，是盼头；丈夫走了，是日子。而日子，终究还得自己一刀一刀地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