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蒋介石任命赋闲多年的王家烈为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王家烈是曾经的“贵州王”，在蒋介石的中央担任中将参议员多年，现在任命他做绥署副主任，明显是想让他做炮灰。


贵阳的军政机关在1949年夏天还在发文。
公文一层层盖章，名字一个个添上去，好像局面还能被收拢。7月5日，王家烈被放进贵州绥靖公署，职务是副主任。主任是谷正伦，省主席、保安司令几个口子也压在谷正伦身上。王家烈的位置摆在旁边，听着高，摸到手里却轻。

贵州那时不缺头衔。
缺兵，缺粮，缺能让县里保安队真听话的人。南京退到西南后，贵州被要求顶住一阵，至少要把路口、仓库、城防撑住。可这种撑法很难看，表面是调兵布防，下面就是催粮、编队、找旧人、借名声。

王家烈这类旧地方人物，刚好能被拿出来用，熟人多，旧部多，贵州人还认得他的名字。

名字一进公文，事情就变了。

王家烈早尝过这种滋味。十几年前，他还是贵州省主席兼第二十五军军长，黔军在手，贵阳和桐梓之间的许多关系都绕不开他。

中央红军进贵州后，中央军也进来。
红军离开贵州，王家烈手里的军队却被拆开，省主席和军长都丢了。他去了中央，挂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

中将是真的，参议也是真的，可没有部队，真到用人时，能调动的东西已经很少。
这个中将参议的位置挂了很多年。

抗战时，黔军旧部在前线打仗，王家烈也有过带兵念头，位置却很快又被收回。

等到1949年再叫他回贵州，时局已换到败退阶段。南京没有从容安排人的本钱，西南也谈不上慢慢经营。王家烈被点出来，重新掌权谈不上，他的旧贵州身份被推到了前面。

1948年的一票，还夹在两人中间。
副总统选举里，王家烈偏向李宗仁，没有按蒋介石想要的路子去捧孙科。李宗仁赢了，蒋介石心里不会没数。

一个曾被拿掉兵权的贵州旧人，又在国民党内部大争夺里站到桂系那边，隔年却突然被派回贵州，蒋介石和他之间隔着1935年的旧账，也隔着1948年的投票。
国民大会上的票数也很刺眼。
李宗仁一千四百三十八票，孙科一千二百九十五票。

差距不算天塌地陷，却足够让蒋介石记住那些没有站队的人。

王家烈从贵州下来，手里没有兵，身后却还有一片旧关系。这样的人可以压地方，也可以被放在责任前面。

副主任这个位置，保留了他的名义，也保留了把责任分出去的余地。

公署名义之下，是贵州自己的乱。
谷正伦要管省政，要管保安，也要应付绥靖公署的军事名义。县里要交粮，地方队伍要扩编，旧军官要安抚，南京还要从这片山地里挤出仅有的一点人力物力。

王家烈若真坐进去，先碰到的会是这些具体差事。

差事一多，账就会往人身上落。7月18日，第二野战军前委决定五兵团进军西南。这个日期离王家烈受任不到半个月。贵阳桌面上还在排座次，远处的行军路线已经压过来。

贵州山多，路窄，县城分散，守起来费劲，撤起来也不轻松。绥靖公署需要的是能把各处力量拢到一起的人，可王家烈手里已经没有当年的黔军。

旧部认他，是旧情；肯不肯跟着打一场末路仗，又是另一回事。

他在桐梓没有急着动。这个选择没有喊声。一个老军人不去接差，比写一封长信还明白。去贵阳，就要替一个正在下沉的政权站台；不去，至少不用把自己的旧关系重新押出去。

蒋介石递来的职位，带着贵州旧日的面子，也带着败局里的账。

有些人或许还等他出来。
旧部要看他的脸色，县里要听风向，南京派来的官员也需要一个贵州本地人的名字压住场面。可王家烈若坐进公署，接下来就避不开一件事，替谁开口。

文件会送到他面前，旧人也会找上门，推开不容易，接住更难。
替南京催粮，乡里会记账；替地方求缓，南京会疑心；替旧部说话，谷正伦那边未必让步。副主任的桌子不大，摆上来的难处却多。

到了秋天，局面更紧。
解放军向西南推进，贵州各路力量还在补名册、调防线。贵阳城里仍有命令发出，县城里也有人等上头说法。可命令传到下面，常常已经慢半拍。枪不够，粮不够，人心也不够。

王家烈的名字能让一些门暂时打开，却挡不住大路上越来越近的队伍。

11月15日，贵阳解放，国民党在贵州的许多安排来不及长成真正的抵抗。王家烈没有去台湾，也没有在本省拉出一支残兵同解放军缠斗。他停在旧关系和新局势之间，身上有旧军阀的痕迹，也有被蒋介石反复使用、反复搁置后的旧账。

王家烈当过一省之主，同红军打过仗，也享过地方权力的好处。
可1949年这件事里，他的处境很窄。南京需要他的贵州名字，却不给他真正的贵州权力；需要他出面收拾残局，却不会替他承担残局。

副主任三个字落在纸上，能支配的枪粮并没有随同送来。

贵州山路在那年秋天还照旧绕。公文可以从南京到贵阳，再从贵阳往县里发，王家烈的名字也能被印在任命名单上。

可桐梓那边没有动出一场新的队伍。官印落下去，纸面干了，人却没有走进那间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