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冬天，许世友在南京长江大桥视察时，看到守桥士兵冒大雪露天站岗，当即提出修建岗楼，大桥管理人员以破坏整体美观为由表示反对，双方就此产生分歧。

主要信源：（株洲新闻网——许世友调集百骑铁甲“压”桥）

1971年冬天南京那场雪下得特别早，长江边上风硬得像刀子，南京长江大桥的钢梁上结了一层薄冰，踩上去咯吱响。

那时候大桥刚通车没几年，守桥的战士大多是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棉衣不算厚，站在十三层楼高的桥面上，帽子檐上挂着冰碴，手指冻得攥不住枪。

许世友那天夜里去查哨，没带多少随从，就一个人沿着桥面走了好几百米，看见好几个哨位都是光秃秃的铁板，连个挡风的棚子都没有。

他没说什么话，回去就叫来了独立二师的师长郑永乐，要求必须给战士们修岗楼，还说要是有人问起来，就说是他许世友让建的。

这事在当时还引起了一点争议。

桥梁管理部门觉得，大桥是国家重点工程，设计的时候讲究线条美观，突然在桥面上盖几个房子，破坏了整体样子。

许世友听了这话，直接把反对的人叫到跟前，说战士在雪地里冻得嘴唇发紫，还谈什么美观。

后来岗楼还是建了，用的是轻钢骨架加保温板，总共三座，刷成和桥体差不多的灰色，远看不太显眼。

里面生了铁皮炉子，战士换岗的时候能进去喝口热水，烤烤冻僵的手脚。

这事后来在守桥部队里传了很多年，老兵们都说，那岗楼里的炉火，比桥上的灯还让人记挂。

许世友和南京长江大桥的缘分，其实从1958年就开始了。

那年国家决定修这座桥，选址的时候专家吵了好几个月。

当时有三个方案：燕子矶上游、上元门附近，还有铁路轮渡下游的宝塔桥。

许世友当时是南京军区司令员，他也参加了选址会。

他没怎么说专业术语，就讲了个实情：老百姓走了几十年的轮渡，上下游的码头、仓库、公路都顺着这条路修。

桥要是建在别处，光搬迁就得花多少钱，耽误多少时间。

最后选的确实是宝塔桥方案，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选择省了不少事，拆迁少，施工也顺。

大桥开工没多久，中苏关系就恶化了，苏联专家撤走，连钢材都不供应了。

那段时间正好又是三年困难时期，国家没钱，工程差点停了。

许世友那时候没少往工地上跑，军区调了工兵团过去帮忙，运材料、守工地，还把自己的津贴省下来给工人买粮食。

1968年铁路桥通车的时候，他站在桥头看着第一列火车开过去，脸上的表情很严肃。

他知道，这桥不光是走火车的，真打起仗来，坦克、大炮都得从这上面过。

1969年毛主席来南京视察，特意问了句：这桥打仗能用吗？

许世友当场拍胸脯保证没问题，但回去就睡不着了。

他找来工程师，把大桥的荷载数据翻出来反复算，最后决定用坦克实地走一遍。

当时选的是62式轻型坦克，每辆三十多吨，一共118辆。

为了不压坏桥面，还铺了三层草垫子。

9月26号那天，坦克从北岸排到南岸，绵延近十公里，两岸挤了六十多万老百姓看热闹。

坦克一辆一辆开过去，桥身一点事都没有，只在沥青路面上留下了几道浅浅的白印子。

这事后来还被写进了桥梁史，说是世界上最硬核的桥梁测试之一。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座桥后来还帮了导弹试验的忙。

1970年，黄纬禄带着潜射导弹的团队，正愁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做跌落试验。

美国人是建了专门的塔架，咱们没钱也没时间。

黄纬禄看着地图，突然想到南京长江大桥，桥面离水面几十米高，正好能当吊架用。

他去找许世友商量，许世友二话没说就同意了，还下令大桥封了三天，不让闲杂人等靠近。

试验的时候，模拟弹从桥上吊起来往下扔，溅起的水花比桥面还高。

许世友就站在旁边看，手里拿着笔记本，记下专家说的每一个数据。

这次试验省了好几千万，还给“巨浪一号”导弹的研发扫清了一个大障碍。

许世友在南京待了十八年，对这座城市的感情很深。

他住在中山陵8号的时候，把院子里的草坪都铲了，种上小麦、玉米、高粱，还挖了池塘养鱼，盖了猪圈。

有人笑他不像个司令，倒像个老农民。

他却说，当兵的不能离地太远，地里长粮食，心里才踏实。

这种想法也体现在他对大桥的态度上，他总觉得，再大的工程，最后都是给人用的，要是守桥的战士冻坏了，桥修得再漂亮有什么用。

1973年许世友调去广州军区，临走前又去了一次大桥。

他沿着桥走了一遍，摸了摸岗楼的墙，对守桥的战士说，以后退休了还要回来看他们。

后来他真的回来了，就住在中山陵8号，院子里还是种着地，养着鸡。

2001年他去世的时候，葬礼上有人送来一捧大桥边的泥土。

南京长江大桥到现在还在用，每天过桥的汽车有几万辆，火车几百列。

那几座岗楼后来拆了又建，建了又拆，现在的哨位已经换成了现代化的岗亭。

但老南京人都还记得，当年有个姓许的司令员，为了让战士少挨冻，硬是顶着压力在桥上修了房子。

这事不大，却让那座冰冷的钢铁大桥，多了点人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