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莫言谁的作品恶俗？立足时代客观观浩然：扎根乡土的人民作家不容恶意抹黑

广州美院教授陈侗写了篇《为浩然辩护》，他说："现在骂《艳阳天》的人根本不懂书！电影拍得烂，连骂电影的人都骂不到点子上！"他觉得唯一靠谱的，反而是当年老画家方增先给书画的插图——那些农民扛锄头、晒麦子的画，现在看还也有艺术感。
陈侗一针见血指出：“就算《艳阳天》不够格当经典，也该是建国后最该被研究的书。可惜大家都忙着骂人，没人认真看它怎么写人、怎么写农村。”

当下网络上出现极端偏颇论调，刻意将浩然与莫言对立，无端指责浩然作品“是宣传品，是马屁文学”。他们全然脱离历史背景、割裂文学与时代的内在关联。

广州美院陈侗教授公开发声为浩然正名，戳破了脱离时代空谈文学评价的误区。评判作家与作品，必须放回其生长的历史现场，客观完整还原浩然真诚、纯粹、扎根人民的正面形象，同时辩证看待两位作家截然不同的创作取向，拒绝以当下标准片面否定红色乡土文学。

浩然是新中国本土培育、真正属于农民的人民作家。他出身贫苦，仅读过三年小学，长期扎根冀东、京郊乡村，数十年践行“写农民，为农民写”的创作初心。青年时期长期担任农村记者，踏遍田间地头，与普通社员同吃同住，积攒了海量鲜活乡土素材。他的文字始终目光向下，聚焦土地上普通劳动者的喜怒哀乐，记录合作化、集体化时代乡村社会的真实转型，写作底色是对底层农民深切的共情与关怀。

从文学价值来看，浩然构建了独树一帜的北方乡土叙事体系。代表作《艳阳天》描摹合作社时期乡村百态，萧长春、弯弯绕等农民形象有血有肉；文字吸纳北方乡土口语，质朴通俗，实现文学大众化，作品发行量巨大，连环画、影视剧广为传播，陪伴几代国人。后期《苍生》书写改革开放乡村新变化，主动拓展创作边界，完整留存农村数十年变迁，兼具文学与史料双重价值。在价值表达上，浩然始终歌颂劳动、集体互助与奋斗精神，传递正向昂扬的力量，文字干净纯粹，立足时代发展书写光明与希望，不存在刻意渲染低俗、放大阴暗的内容，所谓“恶俗”的评价完全站不住脚。

反观莫言的创作，二者审美内核、价值立场有着根本区别。莫言的乡土书写大量渲染血腥、粗鄙、情欲、苦难扭曲的极端情节，放大人性阴暗与乡村丑陋面，刻意放大乡土的野蛮落后，大量低俗直白的细节描写充斥文本。文学创作固然可以批判现实，但凡事应有分寸，过度放大猎奇、丑陋元素，一味渲染人性之恶，容易传递压抑消极的观感，弱化乡土社会温暖互助的底色。不少读者读完其作品只看到人性的不堪，看不到劳动人民坚韧向善的主流，这也是许多读者难以认同其文风的核心原因。而部分舆论却一味抬高这类书写，反过来贬低扎根时代、歌颂人民的浩然，明显是双重评价标准。

浩然品行端正，心怀家国，拥有纯粹的文人风骨。特殊年代他不曾构陷同行，反而暗中保护文坛友人；面对海外高额版权邀约毅然拒绝，稿费多用于扶持乡村、资助青年作者。一生信仰坚定，写作不为博眼球、追猎奇，始终以文学凝聚群众、赞美劳动者。

评价作家，关键要把握文学与时代的辩证关系。任何现实主义作品都无法脱离自身时代土壤，浩然的作品是集体化时代乡村变革的真实镜像，客观记录那段历史的社会风貌。我们可以客观承认其创作受时代局限存在些许短板，但不能抛开历史背景，用现代审美全盘否定，更不能随意扣上恶俗标签。文学本应百花齐放，既可有批判反思的文字，也应有讴歌奋斗、记录时代进步的创作，不应厚此薄彼。

陈侗教授的发声，正是呼吁建立辩证、客观的文学评价体系。不能单一追捧放大阴暗面的叙事，就全盘否定红色乡土文学。浩然一身正气，一生以笔为犁，扎根大地、心系农民，留下记录新中国乡村发展的厚重文字，是不可忽视的人民作家。

看待浩然与莫言，不能非黑即白，更不能颠倒评判标尺，唯有结合各自所处时代、创作立场综合审视，才能得出公正客观的结论。浩然脊梁 浩然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