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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年前大明举国之力编出来的人类第一部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共3.7亿字,1

600年前大明举国之力编出来的人类第一部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共3.7亿字,11095册,今天只剩418册,最近,其中两册从法国回来了。

距离《永乐大典》首次编成已经过去了600年,这套举全国之力打造的百科巨典,曾经收录了3.7亿字、11095册,号称是“把整个文明几千年的家底全部装订成册”。

可如今还留存下来的,只有418册。这是什么概念?差不多剩下了不到4%。

回头看这套书的遭遇,谁能想到曾经辉煌的文化成果会流落到八个国家、三十多个机构。中国最多,有241册,日本收了60册,美国和英国都超过50册。每一本漂流海外,背后就是一段近代动荡的记忆。

最根本的转折,就在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翰林院成了战场。士兵们拿《永乐大典》当砖、当石板铺、当马槽垫,甚至直接踩着走。

对他们来说,那只是一叠厚厚的纸,对我们来说,却是整整一个朝代的凝结。英国公使馆劫走了300多册,其他国家也相继带走。

中国学者刘可毅冒着危险,趴在洋人马槽底下,一册一册捡回几十本,但也无力阻止这部古籍被掠夺,散落四方。

大典的流失,在整个近代中国并不是孤立事件。南京大屠杀后,南京图书馆的珍品也被日军带走。近几十年,像敦煌壁画、甲骨文碎片、宋版书和铜器等,都经常在海外拍卖场出现。

有人说这是一种历史命运,也有人认为文化回归之路要依靠时代和国力的提升。这个观点有点道理,但实际操作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而今年《永乐大典》两册回归,就发生在法国。2020年,在巴黎,一名法国军官的后代把压箱底的两本中国旧书拿到拍卖行。

这家人十九世纪就被派到中国,做上校,跟清政府官员关系很好。这两册大典压了100多年,起拍价只有5000欧元,相当一部中端手机。拍卖行甚至不知道它是国宝。

古籍鉴定专家翁连溪看到图录,立刻认出了大典的本子。他马上联系了浙江的金亮。金亮是台州临海人,学过中医,做古籍收藏三十多年,家里藏了4万册。

他生活相当节俭,车开十几年空调坏了都没修,衣服穿二十年没换新,只有一套房。可就是这样的人,看到国宝现身,决定亲自参拍。

竞拍一开始,11分钟里,从5000欧元一路涨到640万欧元。

成交价加上佣金一共812.8万欧元,折合人民币6500万,溢价1200倍。说白了,这不是国家出手、也不是大企业赞助,而是一个普通收藏者,用自己的积蓄硬生生拍回来的。

买回来之后,金亮没把书藏进自己家,最后还是捐赠给了国家。2026年6月24日,这两册《永乐大典》,在杭州国家版本馆正式捐赠入藏。湖字册和丧字册,尤其是湖字册,直接补全了此前残缺的湖字卷部分,卷2260到2283全连上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永乐大典》就一直在不断回归。1951年苏联归还了11册,随后商务印书馆捐了21册,周叔弢也捐赠过1册。如今金亮这次购回两册,是大典回归路上的最新一步。

不过也有不少所谓“国宝回流”的故事只是表面风光。比如前几年宋版书拍卖,有收藏家高价购回后,却因后续修复、管理、展出等环节成本太高,结果书又悄悄流出。文化回归不只是买回来,更要保障它的后续保护。这些挑战其实更日常、更具体。

有人会觉得这是有钱人的慈善。但金亮自己说过,私人收藏只是拾遗补缺,捐赠国家不是大不了的事。他花6500万不是为自己,是给所有中国人带回民族最好的那部分记忆。这种“拣回来、捐出去”的态度,不是每个人都做到的。

对比一下其他收藏案例:在英国图书馆收录的敦煌籍,有志愿者奔波多年为中国申请扫描权限和资料,但真实纸质回归还是难上加难。

日本的甲骨文零散分布几十处,许多单位不愿进行集中归档。反而像金亮这样亲自拍下、买回并捐赠的人,行动更直接点。

再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典回归,官方和个人力量一直在共同作用。1951年苏联归还11册,这背后其实是两国友好时期的合作结果。

商务印书馆捐赠21册,是私营机构主动作为,周叔弢出手是一位老文化人自发的努力。这种多渠道、多力量共同参与,才让四百余册陆续回到家。

永乐大典的故事从来不只是一本书多少字、多少册,更是关于记忆和身份的争夺。被掠夺的那一刻,是文明的断裂;被捐赠回来的那一天,是民族记忆的补全。

从湖字册的连贯,到丧字册的补缺,每一本回归不只是数字。它们凝结了时代、个人、机构、甚至整个民族的努力。当我们说“带它回家”,说的不是简单的书本搬迁,而是几代人的坚持、几百年的等待。

大典散落到哪里,历史就被撕裂到哪里。每一次回归小步,都是一段大步。金亮这样的人用6500万买回两册书,他买的是文化、是身份,也是所有人的共同家底。不是英雄式的大话,是日常的坚持,最后才让奇迹发生。

信息来源:两册《永乐大典》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202606/2510:09:27 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