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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监候的死刑压着,七十余万两的欠债追着,岳钟琪在雍正朝末年的处境,比死还难熬。

斩监候的死刑压着,七十余万两的欠债追着,岳钟琪在雍正朝末年的处境,比死还难熬。

雍正十年(1732),噶尔丹策零偷袭哈密,清军副将石云倬迟发一日,未能截断叛军退路,准噶尔人带着掠夺的辎重全身而退。雍正大怒,先斩了石云倬,又以"攻敌不速、用人不当"的罪名将主帅岳钟琪召回北京。岳钟琪刚进京,鄂尔泰与张广泗的弹劾奏折接踵而至,当月他被下令"交兵部拘禁候议"。

在那之前,岳钟琪的仕途几乎无懈可击。雍正二年(1724),他率五千精骑昼夜疾驰,十五日内平定青海,叛乱首领罗卜藏丹津穿女装骑骆驼仓皇出逃。此后岳钟琪历任川陕总督、宁远大将军,手握三省兵马,麾下还有满洲军队。清代以汉人身份拜大将军、统辖满洲士卒的,终其一朝,只有岳钟琪一人。功高至此,猜忌也随之而来。

他在牢里等了整整两年。雍正十二年(1734)十月,兵部给出的议覆是斩决。雍正亲手将"斩决"改为"斩监候"——死刑暂缓执行,但同时附上一道命令:追偿军饷七十余万两。

三等公的爵位早已在入狱前被夺,到此时岳钟琪什么都没了。

他比很多人看得透彻:斩监候不是斩立决,人活着就有翻盘的机会。真正让他难受的,是那笔七十余万两的巨债。家产被籍没充公,全数填进去也远不够数。这笔债压在那里,没有官职、没有收入,借也无从借起,就算想认罚也认不清。它不杀他,却套着他,让他随时处于被追讨的处境,没有任何翻身的本钱。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雍正驾崩。乾隆继位后实施大赦,乾隆二年(1737),岳钟琪被释放,贬为庶人,遣回成都家居。那笔七十余万两,没有任何诏令提起,既没追也没免,就这样悬着。

岳钟琪在成都郊外结庐而居,写诗度日。一个曾经手握三省兵权的大将军,此时头顶未了的巨债,静候不知何时才会来的转机。

将近十年之后,机会来了。乾隆十三年(1748),大金川莎罗奔起兵叛乱,乾隆先后派张广泗、讷亲挂帅,久攻不下,损兵折将。朝堂上有人提起岳钟琪,乾隆下旨,以总兵衔召其出征,后授四川提督。

岳钟琪到了前线,很快发现主帅张广泗身边的幕客王秋、良尔吉是叛军奸细,密奏乾隆。张广泗被逮回京城,随后斩首。岳钟琪接管指挥,亲率十三骑直入叛军老巢勒乌围,莎罗奔跪地归顺,大小金川之乱就此平定。

乾隆十四年(1749),封赏到了:加太子少保,恢复三等公,赐号"威信",入觐时特准在紫禁城骑马,还有一条——免去西征追偿银七十余万两。

那笔悬了将近十五年的巨债,就此一笔勾销。

勾销的时机耐人寻味。债是在金川立功之后才免的,不是在释放那一天,也不是在乾隆决定重用他的那一天。中间那将近十一年,岳钟琪以庶人之身,头顶巨债,没有官职、没有爵位,没有任何可以动用的本钱。乾隆需要他时随时可以召回,用不到他时,这笔债就是他动弹不得的理由。这条绳子拴了他将近十五年,直到他用一场战功,才终于换回了它被解开的机会。

复封的三等公,有一处始终未动。清代公爵分世袭罔替与普通承袭两种,雍正二年那个三等公并非世袭罔替;乾隆十四年这次复封,诏书同样未提世袭二字。

乾隆十九年(1754),岳钟琪在四川资州病逝,享年六十八岁,谥"襄勤"。乾隆二十年,朝廷发现他的子孙竟无一人有世职可袭,乾隆悯而特赏一等轻车都尉,令其子岳瀞世袭罔替。《清史稿》对此留下的记载是:"上以所封公爵不世袭,予一等轻车都尉,令其子瀞袭。"

岳钟琪一生军功,平青海、守西疆、定金川,功勋横跨三朝。最终落在儿子手里的,是比公爵低两个等级的世职。

功劳够大,债可以免,爵位可以恢复,惟独那个世袭的口子,始终没有为他开过。清代对汉人武将的使用有一套不成文却始终如一的逻辑:需要时召回,功成之后放回原位,欠债可以免,爵位可以复,但真正稳固的世袭传承,从来不在计划之内。岳钟琪是这套逻辑最清晰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