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俱乐部里，何应钦手中的两份名单几乎要将桌面覆盖。军政部的人方才搁下笔，墨迹未干，左边一份来自刑讯室，专关战犯；右边一份攥着人事去留，关系着未来中枢里一个个烫手的席位。
左边那份名单翻到第三页，酒井隆三个字被红笔圈了两道。何应钦盯着这三个字，手指在纸面上按了按，没说话。

这三个字，他认得太熟了。十年前的一个傍晚，还是在北平居仁堂。

1935年6月10日，酒井隆第四次上门谈判，逼何应钦在撤军条款上签字。

何应钦没松口。酒井隆当场把鞋子脱下来搁在谈判桌上，盘腿坐进椅子，佩刀往桌面上一磕一磕地敲。

何应钦还是不表态。

酒井隆骂骂咧咧站起来往外走，出了居仁堂没几步，当着一堆人的面解开裤带，就地撒了泡尿。

这事在场的人都看见了，谁也不敢吭声。

这已经不是第一回。更早一次，酒井隆夜里在苏州胡同一带喝多了酒，被中国哨兵拦下盘问，觉得丢了面子。

第二天，他带两个持枪日兵闯到居仁堂新华门。

宪兵不准日兵跟着进去，酒井隆又是当场解裤带，冲着照壁撒尿泄愤。

在场的副官后来私下嘀咕，这哪是谈判，分明是踩着脸面往上爬。

何应钦没接话，只是让人把地上收拾干净，转身回了屋。协定还是签了，史称《何梅协定》。

十年后，这口气找上了门。

1945年8月，湖南芷江受降指挥所里闷得让人喘不过气。

桌上摊着军统和军政部连夜拟的战犯名单，何应钦拿红笔一个个圈。

圈到酒井隆这一页，蒋介石伸手按住，说了句：别人或许可以放过，但酒井隆非死不可。

这话不是随口一说。酒井隆的账，最早要算到1928年5月3日那晚。

他当时是日本驻济南领事馆武官。

日军闯进山东交涉公署，先剪断了电话线，把交涉员蔡公时和署内十七名工作人员一并捆了。

蔡公时的耳朵、鼻子、舌头、眼睛都被割去，十八人全部枪杀。

消息传到南京，靠的是几份零碎电报，一点点拼出来的。

蒋介石那几天先收到一份，说"我军一团被日军包围缴械"。接着又是一份，"电台守兵皆被杀"。

事情的全貌，是后来才慢慢弄清楚的。

济南惨案之后是《何梅协定》，《何梅协定》之后是香港。

1941年底香港沦陷，酒井隆是第23军司令官，下令放纵军队三日，纵兵劫掠，街头巷尾多日不得安宁。

消息传开那天起，昔日趾高气扬的酒井隆一下没了底气。

他躲进北平一处破旧民房，四处托人求情，指望能躲过被捕，可名单已经拟好，躲不过去了。

1945年12月25日清晨，他被戴上手铐，押解南下，送往南京候审。

1946年5月30日，南京军事法庭开庭公审。

酒井隆一开始不认账，说这是部下自作主张，自己"实属督查不严"。

庭长石美瑜追问了一句：济南那年，下令的是谁？酒井隆答不上来。

核实下来，法庭认定他不仅纵兵，还亲自动过刀，从济南惨案起就是主谋。

他作恶的年头，比后来定为甲级战犯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都长。8月27日，法庭判处死刑。

判决书写得极详细。光罪证附件，就有五十多份。英国观审员看过后，说处理公正，要来全文，陈列进了伦敦大英图书馆。

判完刑没多久，盟军总部来了封函，说东京那边的审判还用得上酒井隆，请南京这边暂缓行刑，先把人送去作证。

国防部拿不定主意，把函件递到蒋介石案头。蒋介石没理会这个请求，批了四个字：克日执行。

1946年9月13日下午，酒井隆被押到南京雨花台一处山谷，陆军少将周文执行，两枪。

围观的人群里响起了掌声。他成了国民政府处决的第一名战犯。

名单上同一批的，还有冈村宁次。蒋介石没让他上刑场，给了他一个新差事：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部长。

东京那边几次点名要他去作证，这边总能找到借口拖着。最后，他也没被定罪。

空军俱乐部里那两份名单，何应钦手边的红笔圈过的，一份人头落地，一份继续在牌桌上博弈。

文章来源：人民网、上海《文汇报》